说到本书的谋篇布局，作者在最后一章指出，中古南越的景色和生物，从天空到海洋，岩石到河流，野兽与鸟类，“遵循了上帝造物及从诺亚方舟登岸时的顺序”（501页），但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作者坦承，其实“尚无一个统一的视界”。确实如此，本书篇幅庞大、内容丰富，很少有读者的知识体量可与作者相匹，而即便有相应的知识体量，恐怕也很难抓到本书结构的线索。本书结构看不到清晰的呼应关系，而且篇幅存在明显的失当，第四章“女人”17页，第十章“植物”却达87页。当然凡是《朱雀》一书中没有展开的篇章，比如第四章“女人”、第五章“神灵与信神者”、第六章“世界”、第七章“天与气”等在此后都被不同程度地发展成了专书，但这并不能成为《朱雀》篇章间明显详略失当的理由。这与作者的关注点有关，进而又影响了他的文献采集，“神灵与信神者”一章的佛道部分基本依靠当时的二手研究，几乎没有采用任何僧传、道藏类文献，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本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在于完全没有地图和插图，而图像类资料对于本书研究与论证的意义却又是无比重要的。南越的地理构成和行政区划、南越在当时唐朝版图中的位置以及内部、内外的交通路线等，如果能辅之以地图，论述效果必会大为提升。另外，本书重点着墨的形形色色之“物”，如若适当插图，也将大为增色。还有一些具体论述，比如147页谈及占婆神像、建筑和碑铭风格的变化，182页讲到唐代桂林摩崖佛教石刻与敦煌、云岗及龙门大不相类的独特造型等有考古材料依据的论述，最好能提供相应的图像信息。
从史学立场看来，这本书谈到的很多话题和细节都有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的空间，兹举几例。第四章“女人”对“越女”意象的分析，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献中“越女”的形象是与江南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江南”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区域，甚至本身也成为一个文化意象，但其地理位置大体而言与长江关系密切。那么，“越女”这一意象由江南向岭南的漂移，就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传统观念和书写中对江南的恶感和审美在中古不同程度地向岭南延伸（比如对当地石头、园林鉴赏态度以及南越风景题材绘画的出现等，298～301页），除了文学意象或典故自身的发展与变迁，这背后是否与中古中原政权向南渗透的程度有关也值得考虑。第五章“神灵与信神者”中“鬼神”部分，除了海神、雷神等与地方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地方信仰，书中提到了很多华人英雄被神化的现象，比如上古帝王舜（190页）、南越王（192页）、东汉伏波将军马援（194页），以至于唐朝的地方官柳宗元（199页），这些历史现象显然都是特定的权力机制运作和文化接触交流后的产物，值得深入具体分析，包括祭祀盘瓠这一举动（215～217页），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这样做，都是类似的问题[8]。作者在书中提到多部关于南方风土、物产的中古笔记，其中有一部多次引用，即唐代莫休符（活跃于九世纪末）所撰《桂林风土记》。这是现存较早的桂林方志，也是一部有关桂林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最早的风物志。该书176页提到岭南北部张天师宅、191页祭祀舜庙、197页桂州的马援祠等，都出自这本书。作者已经注意到，莫休符应该出自岭南桂州一带的莫族（297页），莫人是当地颇为古老的土著族群（104～106页），但有趣的是，莫休符笔下的桂林方志，却多是与外来汉人统治者有关的建筑、庙宇、遗迹或逸事，显然这位莫氏族人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政权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那么这一政治支配和文化传播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莫休符身上所反映的“主流文化”有何特点，他是否有“本土意识”，又是如何表现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议题[9]。
即便有诸如上述的不足和缺憾，《朱雀》一书超越时代的价值依然不容置疑。薛爱华对字词精确性超乎寻常的严苛态度，警醒我们阅读文献时要追求层层深入、仔细辨析；他对修辞与表述的反复强调和格外重视，也提示我们，研究方法和视角固然重要，但学术表达和写作也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如他反复劝诫同行与后辈的八个字，即“准确地读，审慎地写”。和薛爱华几乎同时代的西方唐史大家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2006）曾经说道，真正理解一段历史，必须对那个时代的全部有所感知。如果说杜希德是从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考察唐代历史，那么薛爱华就是从气味、滋味、声音、色彩等感官系统进入唐朝的，正如《朱雀》最后一章所写的那样。然而，薛爱华这种打通文学、历史和宗教的取径，虽然对此后研究中古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影响深远，但诸如《唐代的外来文明》《朱雀》此类的研究却近乎绝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憾[10]。抱憾之余，我们必须对这一现象所反映的西方汉学发展的多重面向及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动因进行仔细辨析和深入反思，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一位史家对一个时代的洞见与不见。
优秀的史家总是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后“成一家之言”，薛爱华在绪论里说，“无可否认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研究呈现的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过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所特有的”。《朱雀》确实可谓集理性、精确与诗意于一身的独一无二之作，是薛爱华关于中古中国南越之地的思与诗。著名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曾著有《凯尔特的薄暮》一书，饱含爱意、下笔深情地记录古代蛮族凯尔特人的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叶芝写道：“我忠实、公正地记录下我所听到、看到的东西，除了发些感慨之外，并不妄添自己的想象。我的信仰其实与农人们相差无几，所以我所做的，无非只是容许我的这些男人和女人、鬼魂和仙人们各行其道，既不用我的任何观点挑剔他们，也不为他们辩解。人所听到、看到的事情，均为生命之线，倘能小心将之从混乱的记忆线轴上拉出，谁都可以用它来任意编织自己想要的信仰之袍。我和别人一样，也编织了我的袍子。”这一旨趣，与薛爱华的学术追求，我想是不谋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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