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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20)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就整体而言,中国史学界在整合传统的断代史和专门化的民族史方面还处在一个探索起步阶段。只有当研究者在这两个领域内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都达到了极高的专业化要求,才能愉快地胜任并完成这项艰巨的学术任务。当然,就《松漠之间》一书所体现的学术水准与专业造诣而言,刘教授显然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学术要求,不过毕竟因为此类横跨断代史与民族史的课题素称难治,全书中个别论断似乎还有斟酌考虑的必要。以下即将笔者在阅读学习此书中感到可能存在的一些疑义摘出,或许可供作者和读者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本书作者此前曾编定反映20世纪海内外学界关于辽金史研究现状的成果汇编之作《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因此对国内辽金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掌握可谓了如指掌,从而确保了书中所得出的结论大都不与前人观点相重复,仅在个别地方略有遗漏。《辽朝国号考释》最后一节中曾指出辽代石刻文字中出现的“大蕃”名号犹如“大朝”之义,并在相关的注释中举证金人韩道昇《重编改并五音篇海序》中的“大朝”用例,以揭示金代已有汉人尊称本国为“大朝”的先例,从而对“台湾学者”萧启庆视元代文献中常见的“大朝”一名系蒙古语国号“也可兀鲁思”意译的观点提出质疑(该书第51页及同页注释2)。已故贾敬颜氏业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撰有《称“大朝”》札记,不仅引用了上述金人韩道昇笔下的“大朝”之例,还检出了敦煌所出画像及题记中的同类用法,结论是大朝之称不过为时人代称本朝的尊称用语而已,因此并非国号的专称。[2]所以作者的上述看法已经不很新颖。至于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大蕃”之名,作者在强调它只是汉人对异族政权尊称时,引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所见敦煌文书中所书“大蕃”一名作为立论的旁证。其实更为有力的旁证当属《唐蕃会盟碑》汉文部分中屡见的“大蕃”之语,它在碑文中所对应的藏文名称即吐蕃的自称:Bod。[3]据此可见,“大蕃”原系当时双边往来中汉人指代彼邦的习惯用语,而不应理解为少数民族政权自己正式颁定的如辽、金、清一类的汉语国号名称。

  作者还在《辽朝国号考释》中将辽太宗的会同年号时训释为“蕃汉一家”,并注:“清初改明朝四夷馆为会同馆,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第35页注释1)此句注语反映作者对明清上述机构名称的沿革变迁及其职能理解有误。实际上明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兼有四夷馆和会同馆两个机构。前者的功能主要是负责外来语言文字的书面翻译并培养相关的笔译人员。目前尚存于世的各种《华夷译语》系列的文献实际上就是四夷馆人员当时执行翻译工作时需要参照的外语类辞书。汉学家夏德(F.Hirth)在1887年最早撰文研究了该机构的沿革历史。以后考察这一问题用力最勤的则为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他的遗作《明史中的火者与写亦虎仙考》这篇长文后面的“附录3”标题即“四夷馆和会同馆”。其中的第一节在夏德和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讨论基础上极其详实地考察了明朝四夷馆建立以前,中国历代所设置的外事接待服务机构的历史变迁,以及四夷馆于永乐年间建立以后的主要职能情况,并一直下溯到1748年它被并入会同馆而改名会同四译馆为止(此前在清朝入关时四夷馆即已易名为四译馆)。[4]在随后的第二节中,伯希和继续考察了会同馆在中国历史上的名称来历及其职能变迁。他指出该名在反映南宋使者周煇于1176年出使金国的记录《北辕录》中就已出现,是当时宋使在开封和燕京下榻的机构名称。进入元代,会同馆则实际上承担了以前的四方馆和鸿胪寺之类机构的功能。而在随后的明朝,会同馆的上述接待并管理外来客使的职能得到了延续和加强,并更多地承担为这些使臣提供通事和驿乘的具体事务。[5]这些会同馆通事的工作属于口译性质,与四夷馆译员所承担的书面翻译任务有所不同。在伯希和的论文刊布以后,司律思(H.Serruys)和赵令扬又各自发表了进一步考察明朝会同馆历史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学界对这一课题的认识。[6]虽然从会同馆接待及管理的对象上看,确实有些使臣来自明朝的边疆地区,如蒙古、女真、高昌、云南等,且它有时也要在边疆事务的管理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毕竟就其创设的主要目的、服务对象和工作性质来说,尚不宜说是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本注中对会同馆创设的历史和功能的解说不够准确。

  作者的《辽朝国号考释》一文的第六节作“契丹文和女真文中的辽朝国号”,其中的大部分篇幅是在讨论契丹文字中所出现的辽朝国号问题,这可以说是全文中最吸引读者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作者在本书第47页中讨论契丹小字中所见“契丹”一语的音值问题时所做的如下论述:“契丹小字中表示契丹的三个原字中的最末一个字的音值为[i],已经得到反复验证:在突厥文鄂尔浑碑铭《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中,契丹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为Qitay,又《黑鞑事略》将哈喇契丹(西辽)译作‘呷辣吸绐’,都表明‘契丹’一词应是以阴声韵尾收尾的。”按这段话中所举的第二条证据自无问题,但第一条所引古突厥文的材料却不能作为讨论的依据,下面试剖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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