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二年（686）十月，新丰县有山踊出，朝廷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因为庆山是大瑞。对此，《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的记载如下：
己巳，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6]
观察《通鉴》的记载，虽然此事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即“四方毕贺”，但更多的文字是在记述俞文俊的意见和最后结局。《通鉴》赞成俞文俊的立场鲜明。然而，就当时的情况看，主流当然是拥护“庆山说”，认为新的山峰的出现，是巨大祥瑞。[7]
俞文俊认为这不是庆山，非祥瑞，而是灾异，原因是“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所以出现灾异。这是典型的传统言论，受到武则天镇压也在情理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四方毕贺”显现，更多的人当然赞成这“庆山”是大瑞，是武则天的政治赢得上天赞许的证明。官场众多的官僚，没有人不是深受儒家思想教育而成长的，但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他们刻意忘记了传统理论，努力自然而然地忘记“女主处阳位”这个政治现实。这是需要十分重视的政治现象，并且与武则天称帝存在着重要的因果关联。
利用男女性别理论正面讨论武则天称帝问题的，现存的文献资料只有李商隐《宜都内人》一篇。其内容如下。
武后篡既久，颇放纵，耽内习，不敬宗庙，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宜都内人以唾壶进，思有以谏者。后坐帷下，倚檀机，与语。问四方事，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古女卑于男耶？后曰：知。内人曰：古有女娲，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岛耳。后世娘姥有越出房合断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辅昏主，不然，抱小儿。独大家革天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动，真天子也。然今者内之弄臣狎人，朝夕进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当天意。后曰：何？内人曰：女阴也，男阳也，阳尊而阴卑，虽大家以阴事主天，然宜体取刚亢明烈，以消阳。阳消然后阴得志也。今狎弄日至，处大家夫宫尊位，其势阴求阳也。阳胜而阴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独立天下，则阳之刚亢明烈可有矣。如是过万万岁，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妾之愿在此。后虽不能尽用，然即日下令诛作明堂者。[8]
陈寅恪先生引证此文，对“作明堂者”注释道“此指薛怀义”。[9]这段文字，虽然希望指导武则天努力改变男女阴阳关系，希望“万万岁”之后，“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彻底改变“女阴也，男阳也，阳尊而阴卑”的现实。但是，这段文字来源并不清楚，如果是李商隐的作品，此事是否真的发生在武则天时代，值得怀疑。所以，还不敢把这段文字当作证据，证明武则天时代确实有人跟武则天讨论男女阴阳问题。
但是，武则天时代，全然回避了男女阴阳理论，这个判断也不成立。武则天和她的御用文人们，显然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并且有研究应对，特别突出的是制造一个“圣母”概念。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洛水“宝图”故事。根据《通鉴》的记载，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10]
如果仅就男女性别理论来说，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武则天一派的宣传不具优势，但是母亲的概念具有特殊价值。一方面，母亲也是女性；另一方面，母亲更有尊贵的一面，在孝道理论中，母亲是孝道中被尊敬的对象。在母亲面前，是无法讨论男尊女卑的。这样，当时的性别理论遇到母亲这样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只好将尊卑理念放置一边。这说明孝道理论与男女性别理论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男女性别理论的彻底性或理论性尚存在漏洞和不完善。也许应该这样表述：男尊女卑仅仅是一种观念，称为理论并不适当。当然，武则天的拥护者们显然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要害，以母亲概念为突破，使得男尊女卑理论不能再成为女皇的障碍。其实，从实践层面来看，武则天背后的拥戴人群，除了武家成员之外，也不应该没有其他男性成员。他们在支持武则天进一步升级的时候，显然置男尊女卑观念于不顾。
洛水宝图发现之后，“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在“神皇”之前加“圣母”二字，是武则天特殊身份的恰当表达。宝图中已经点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了，于是顺势再增加“神皇”称号。神皇与皇帝，还有区别吗？区别不大，但不等同。显然，这是一个模糊战略，对于最后称帝的目标接近的意义十分明显。两年以后的天授元年（690），在武周建立大势所趋的政治背景下，《通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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