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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54)

  [36] 本件文书编号为宁乐5号,陈国灿、刘永增编著《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59~61页。

  [37] 按,第6~8行的行文形式,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不多,推测可能是发文的西州都督府主典“史”孟祥附属的一个私人意见,以供蒲昌府折冲都尉王温玉参考。

  [38] 此件文书编号为宁乐10(3),见陈国灿、刘永增编著《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40页。

  [39] 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第249页。

  [40] 此件文书由宁乐27(1)和1拼合而成,见陈国灿、刘永增编著《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64~66页。

  [41] 此件文书编号为宁乐8(2)号,见陈国灿、刘永增编著《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72页。

  [42] 此件文书编号为72TAM188:82(a),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四册,第26~27页。按,编者解题“一至四行所记可能为别一事”,本文对此解释有所不同,部分录文重新标点。

  [43] 参见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第438、436、437页。

  [44] 此件文书编号为宁乐23(5)号,见陈国灿、刘永增编著《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39页。

  [45] 此件文书编号为宁乐6、25(1)号拼合而成,见陈国灿、刘永增编著《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62页。

  [46] 参见李方《关于唐西州蒲昌府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第376~377页。按,李方在本书写作时又重新判断,认为贺方此时是以果毅都尉身份代行折冲都尉职权。

  [47] 参见《唐六典》卷25《诸卫府》,第637~638页。

  南宋地方政治探微——以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为中心[1]

  高柯立

  摘要:本文对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的始末及其动因进行了考察,呈现当时台州地方政治的运作情况,借此来探讨南宋时期地方政治格局形成的机制。经过对朱熹六篇奏状的细致排比和辨析,本文认为朱熹按劾唐仲友,既有他与唐仲友在治理地方策略上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针对当时地方官府普遍存在的各种弊端加以批评的考虑,是对唐仲友集团发起挑战。进一步,本文指出,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实际上是地方官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一次政治博弈,反对唐仲友施政的地方势力利用官府内部的矛盾,暗中推动了对唐仲友的弹劾。在这场政治博弈过程中,朱熹只不过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而已,最终唐仲友虽然被罢免,朱熹也黯然辞去浙东提举一职。

  关键词:朱熹 唐仲友 台州 南宋 地方政治

  淳熙九年(1182)夏,江浙地区干旱,出现饥荒,朱熹被任命为浙东提举,负责赈济灾民。在前往台州巡视的途中,朱熹“访闻”得知台州知州唐仲友催督赋税“刻急”,以及他“多有不公不法事件”,遂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按知台州唐仲友状》,其后连续上了五道按劾唐仲友的奏状。结果唐仲友罢知州,其改任江西提刑的任命被取消,朱熹本人也辞去浙东提举一职。这就是著名的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

  事件的起因,从南宋时开始就有不同的说法,主要着眼于朱、唐的个人恩怨,前辈学者对此有不少辨析。[2]此外,也有学者围绕朱唐事件来考察地方的吏治。[3]上述研究对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的背景和成因有深入的分析,并对该事件所反映的南宋时代的地方政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就朱熹按劾唐仲友奏状的丰富复杂内容来说,现有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分析的余地,尤其是朱熹奏状的复杂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错综交错的社会关系,仍有必要加以考察。

  朱唐事件的发生及其动因反映了南宋淳熙七年(1180)至九年,台州地方官府的运作状况,涉及官府事务的诸多层面,揭示了地方官府的诸多弊端,以及知州与周围人群的复杂关系。本文即以朱唐事件为中心,对其中所见的台州官府事务加以排比,对其中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加以梳理,呈现台州政治的运作过程,分析朱熹按劾唐仲友的真正动因,借此来探讨南宋地方政治格局形成的机制。

  一 关于朱唐事件的史料

  关于朱唐事件的记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朱熹的奏状,一是当时人对朱唐事件的记述和议论。前人对后者多有引述、考证,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颇有助益,本文不欲再加赘述。前者是朱唐事件的直接史料,前人虽然也多有引述,或者径作为唐仲友“不法不公”的证据,或者用来概括为南宋吏治的特征,但比较笼统,没有充分发掘奏状所蕴含的丰富信息。

  朱熹的文集中所收按劾唐仲友的奏状共有六篇,直接反映了唐仲友在任台州知州期间[4]的各种“不公不法事件”。从这六篇奏状的上奏时间来看,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力度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而不断加大,所论唐仲友的不公不法事件多有人证物证。但正如不少学者研究指出的,朱熹按劾唐仲友不无“罗织”之嫌,不免小题大做。[5]朱熹按劾唐仲友无疑带有自己个人的强烈目的。为了将唐仲友罢免,朱熹在台州滞留一月有余,接受民间的陈诉,多方搜罗证据,审问相关人员,甚至借助监司的身份,将有关人员送往绍兴府审问,这在当时的官场并不多见,与“因循苟且”的风气大相违背,这也是朱熹虽然最终劾罢了唐仲友,但自己也黯然请辞的原因。这一鲜明的倾向性提醒我们要注意这六篇奏状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囿于朱熹的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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