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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56)

  为了增加台州的财政收入,唐仲友采取了各种方法。(1)统计“隐落丁税”人户。淳熙八年春大旱,出现饥荒,为了赈济人户,发放救济粮,要求登记各县受灾需要赈济的人户姓名(所谓“抄札”),唐仲友乘此机会派州里的人吏李回强迫各县的乡司统计“隐落丁税”(即登记户籍不实以逃脱人头税)的人户,每县增加了“隐落”的男丁数千人,五个县所收地丁产绢因此比往年增加了数千匹。[12]但因为在统计“隐落丁税”之人的过程中有“失实”的情况,遭到了人户的陈诉。[13](2)科罚。科罚即是各种名目的罚款,是南宋时期州县官府普遍存在的敛财手段。[14]唐仲友为了追缴“赃赏钱”,将民户关进监狱,其中就有周念五等一百七十六户没有缴纳的“酒曲赏钱”共计一千五百八十二贯五百六十二文,有王十二等一百三十六户没有缴纳的“杂色赃钱”四千五百四十七贯四百九十九文,还有台州驻军家属没有缴纳的“赎铜钱”一百三十六贯二百三十文。[15](3)搜捉贩私酒之家。榷酒是宋代地方官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成为知州关注的重点。台州设有都酒务[16],每天要上缴榷酒的课利三百二十贯。淳熙九年台州干旱,“禾稻失收,细民阙食”,无法酿酒,这影响到都酒务的课利收入,但要是不能足额上缴课利钱,酒务上下都要获罪,因此都酒务搜捉台州城里面“贩私酒之家”,以罚款所得来补足课利。[17]

  (二)狱讼中的穷究与请托

  前面所引述唐仲友的论说中,曾言及由于地方官不重视狱词、版图、契券、要会等政事,胥吏“因缘为奸”,致使“词状有弥旬而后受者”。但据朱熹的奏状,唐仲友在任台州期间很少在州厅接收词状,而由人吏应褒、林木负责“签押”接收词状,他们乘机勒索财物,“无钱竟不得通”[18]。不仅如此,唐仲友还千方百计地锻造狱案,“穷究根底”;官吏借机勒索钱物,或者接受请托,曲法枉断。关于后者,朱熹的奏状中提供了很多线索,值得仔细排比考量。

  众所周知,宋代民户(包括很多士大夫)对于词讼都有深深的警惕或者畏惧,因为词讼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情形并不少见,这既是因为词讼本身需要民户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以及钱财,还因为官吏乘机邀取勒索(如前述应褒、林木的情形)。所以民户尽量不去官府陈诉,即朱熹所谓“民间初无词诉”。这显然减少了官吏勒索钱财的机会,也减少了官府收取诉讼费用以及各种罚款、没收民户财物等进项。朱熹在奏状中指出,唐仲友主动去“刺求富民之阴事”,然后“急遣吏卒奄至其家,捕以送狱”,并“择奸贪之吏锻炼考掠,傅致其罪,往往徒配”,但只要进行请托,就马上放人,案情的曲直和罪罚的轻重,全在唐仲友一念之间。[19]

  朱熹言唐仲友“本性喜引致奸私公事,或告首事不干己,或帏箔暧昧不明,或僧道与人有冤,并行受领,皆欲穷究根底”[20]。在他看来,唐仲友接受词讼,所图在于索取贿赂。所谓“帏箔暧昧”之事,就是通奸这一类“阴事”,如应扬骚扰其舅母李承节之妻,应扬又是李家的佃户,还有富室黄士龙、黄日新交换妻子淫乐,这类“阴事”一般不是当事人上诉,很可能是唐仲友刺探得知的,或者是“告首事不干己”之人告发的。对于这类案件,唐仲友不让司理院去审理,而是亲自审断,并且是在州治花园中亭馆或者宅堂后举行宴会的客厅中进行“鞫问”。也许是涉及“阴事”之故,“语言秽媟”,所以不在正堂审判。应扬一案在临判之际,唐仲友得到了二千贯的贿赂,就不断罪。[21]黄士龙一案,通过唐仲友亲兄慈溪县令从中请托[22],“既受其物,至今不断”[23]。所谓“僧道与人有冤”,就是僧人景猷和道士祝元善与人通奸之案,因为景猷“富厚”,所以索取贿赂甚重。景猷没有满足其要求,最后被判没收其“衣钵庄产”。同案的道士祝元善却通过栖霞宫的知宫李道士[24]向唐仲友行贿,没有裁断就被放了。[25]祝元善是天庆观的道士,他还因为与陈百一娘通奸被告发,经州院审理,司法建议“决杖十三还俗”,他又通过临海县丞曹格(前述唐仲友长子之妻的叔叔)请托,此案遂拖延不决。[26]

  据朱熹的奏状,唐仲友受领词状后,都是和其子弟在宅堂“同坐商议判词”,甚至父子自相争执,同时歌妓、心腹的人吏以及乡僧、道士等人内外相通,肆行请托,取受货赂。[27]可见与词讼相伴随的是大量的请托行为。[28]本文根据朱熹奏状(主要是《按唐仲友第四状》)整理出来一份请托事项表(见附表1)。据此表,所涉及的请托事项既有前述通奸案,也有触犯法律的刑事案件,还有谋求胥吏的职位、刺兵,甚至动用官府力量去捕人也可以请托,可见请托已渗透在台州官府的许多事务中。从附表1还可以了解到,官员子弟、营妓和胥吏是请托的重要媒介:僧义玗可能就是朱熹所说的“乡僧”,而花康成是唐仲友的婺州“乡邻”。有的请托比较复杂,如朱绰然除了向十八宣教(唐仲友长子)请托外,还向高宣教请托;董承信请托先是找到书表司丁志、学院子金琏,再通过丁志、金琏找到营妓王静,王静再找到十八宣教。这种复杂的关系网是有层次的,官员子弟大多处于核心地位,营妓(有时会升级为核心位置,如严蘂)、亲戚乡党因为与官员及其子弟的亲密关系而处于次级地位,胥吏处于第三级。周士蘅理分一案比较特殊,是通过唐仲友长子请托营妓王静,可见有时受到知州宠信的营妓的作用还在官员子弟之上。请托的场合也值得注意,有间接地批条子请托的,也有营妓直接入知州宅行请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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