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使库的收支
台州的公使库包括酒库、钱库、银器库、账设库、设厨，其钱物用来供给官员宴会、馈赠过往官员。[29]台州公使库的收支情况很难确知，但唐仲友知台州时仅其卖酒一项，一年收入就可达到十万余贯。[30]而据《嘉定赤城志》所载，台州上供中最重要的折帛钱也不过二十二万六千余贯，经总制钱一十五万六千余贯。[31]所以从总额上来说，公使库在台州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而公使库的收入是不用上缴中央财政的，由州里支配使用。
唐仲友对公使库极为重视，千方百计增加其收入，日常开销也多仰赖公使库，这也是朱熹按劾的重点。在增加公使库收入方面，唐仲友将本州所收的私盐税钱入公使库，每年一二万贯，这影响到了官府正常的盐课收入。从属县催缴来的秋苗折米钱按规定是要入籴本库[32]的，但实际上大都入了公使库[33]。按照朝廷的规定，公使库本来是不能卖酒的，但南宋以后，卖公使酒所得已经是公使库的重要收入来源，台州的公使库就有酒库。一方面，公使库造酒多是取自州里其他仓库的“羡余”，没有什么成本，利润丰厚；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公使库卖酒的高额利润，唐仲友加强了对私造酒曲和糯米、糯谷买卖的查禁和处罚。据说两年间就有两千家因为从事私造酒曲而被没收资产，犯者被关进监狱，这引起了当地从事私酒制造买卖之家的不满和怨恨。[34]
朱熹在奏状中指出，唐仲友将公使库作为自己日常开销的主要资金来源，用来“馈送亲知，刊印书记，染造匹帛，制造器皿，打造细甲兵器”，这些器物都被他送回婺州老家。本文根据朱熹的奏状整理出唐仲友任知州期间的公使库支出一览表（见附表2）。根据附表2，公使库最主要的支出用于馈送官员，所馈送的官员又存在亲疏远近之别，与唐仲友有亲戚关系的官员来往最密，所得最多。唐仲友还将其婺州乡里的官员列入馈送的范围。用公使库钱雕印的书籍有一半归入唐仲友个人，另外一半主要送给寄居的官员（官方名义）。归入唐仲友的那一半书籍也应该是用来馈送官员（私人名义）。朱熹即说收到唐仲友馈送的一套《四子》，但被他退回台州军资库。[35]同时，知州日常的宴会、私人家庭开销都由公使库供给。
正是因为公使库为知州提供了丰厚的资金和极大的便利，所以唐仲友对公使库的管理也格外看重，专门委派心腹司户赵善德兼管公使库。赵善德还兼管籴本库，被任为秋苗受纳官[36]，所以本应收入籴本库的秋苗折米钱被挪到公使库。但籴本库属于军资库，由通判管辖，因此，赵善德听命于知州唐仲友，直接反映了知州和通判之间的矛盾。公使库造酒、卖酒也冲击了都酒务的收入，侵夺了正常榷酒的利益。负责公使库的使臣姚舜卿，和人吏郑臻、马澄、陆侃等皆为唐仲友心腹。每次唐仲友下发公使库支出单，他们马上为其办理出库[37]。馈送官员的公使库钱专门由手分马澄来支行[38]。根据马澄的供状，唐仲友每月派客将陈庚、周式、夏公明和书表司的杨楠写“单历”，列出供送官员等折酒钱，杨楠向公使库库子叶志提交此单，请取钱去购买海味等，马澄手中保留了“付书簿”。根据杨楠的供状，唐仲友曾“口点”官员士子六七员，命其列“单状”，到公使库支折酒钱，单状要有唐仲友所“批”之判语，杨楠支到的会子再送州衙的“书院”供纳[39]。所以公使库的支出是有详细的账簿可查的。当唐仲友得知朱熹要“勾追”马澄时，立即将公使库的账簿都“拘收入宅”，朱熹命通判赵善伋、司理王之纯前去索要，唐仲友“坚执不肯付出”[40]。
除了上述账簿所登记的收支外，还有不见于账簿的收支。公使库造酒卖酒，用来造酒的米麦之类，都是取自“仓库羡余”（即额外收入），其所收的息钱“太半不曾收附公使库钱历”，朱熹说这些息钱都归了唐仲友个人[41]。司户赵善德兼管公库，在即将任满之前，“以收买米曲物料为名”，一日之间支钱二万贯，并无他处簿书收附证照，朱熹认为这笔钱是归了他个人。唐仲友还设立“财赋司”，由人吏郑榛、陈忠负责，将“不系省（按即公使库）及诸库收附（按即如上述籴本库挪入公使库）”的财赋所得（主要是公使库卖生酒所得）用来买银子，而没有记录入账，赵善德乘机与二胥吏“同谋作弊”，常以犒赏为名支钱来贿赂，赵善德一岁所支达二三千贯，二吏所支也达数百贯[42]。唐仲友不肯交出账簿，一方面是其中有其支出的记载，会暴露其作弊的痕迹；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不少“呆账”“死账”，即所谓“账目不明”的地方。但朱熹依然根据唐仲友所依赖的官员和胥吏的供状，查获了不少人证和证据（包括唐仲友来不及“拘收”的账簿[43]）。
朱熹奏状所指陈的唐仲友在赋税、词讼、请托和公使库收支等台州州县官府事务中的诸多“不公不法事件”：官府赋税催督刻急，词讼淹延，请托贿赂大行其道，官员狎妓之风甚盛；公使库被部分官员所控制，成为其个人中饱私囊、迎送馈赠、奢侈腐败的工具。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地方官府事务推行的实际状况。关于催督赋税，虽然朱熹指斥唐仲友刻急，不遵朝廷指挥，但如前所述，朝廷规定八月三十日受纳夏税完毕，户部则限定七月完纳，唐仲友要求六月完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常态，朱熹以此来指责唐仲友不恤民情，未免苛责。[44]至于朱熹指责最多的请托之风，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中的痼疾。从前述请托的事例来看，唐仲友周边的人是请托的主要对象。当他的子弟、亲戚、乡邻、交好的营妓都接受请托的钱物时，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操纵地方官府的各种事务。唐仲友虽然是构建这个集团关系网的核心，但请托之风盛行，唐仲友个人也无能为力。朱熹对于营妓严蘂、王静等抨击尤多，其关键不在于唐仲友狎妓，而在于严蘂等肆行请托，这已经影响到台州官府的运作了。关于公使库的收支，一方面唐仲友确实存在大肆挥霍、以公为私的嫌疑，一方面他依靠公使库来建立其人际关系网络，笼络亲戚乡邻之心，结交过往官员，这在当时的官场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将上述台州官府的“不公不法事件”归罪于唐仲友，确实不免有“捃摭”之嫌。或者可以说，朱熹按劾唐仲友，所针对的并不是唐仲友个人，而是宋朝整个官府体系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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