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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71)

  前文讨论敕授告身时已然论及,告身文本会随政治结构与职官制度的变化而改变,奏授告身自不例外,乾道八年前的宋代奏授告身,其面貌大致可以推知。《新安文献志》所存《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十一日孔若谷授澶州清丰县尉告》(三,1)可为一例。而另一件可做参考的文书——浙江省博物馆藏《乾道七年(1171)正月 日潘慈明妻高氏告身》抄件残片(三,5),则透露出更多信息。该件现存九行,录文如下:

  1  印  印  印  印

  2 乾道七年正月 日秘书省秘书郎 舒克昌[29] 上

  3          司封郎 中 阙

  4 给  事  中臣王曮读

  5 参 知 政 事臣梁克家 省审

  6 参 知 政 事臣王炎 出使

  7 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允文 免书

  8 侍          中 阙

  9 闻

  宰执官衔的不同不必再重复。本件奏授告身抄件残件的独特价值在于原录文未录但图版中清晰可见的列1,文字为红色,且紧贴列2,合理推测抄写人是想表示四枚印信钤盖于列2,而这恰好符合制授告身、敕授告身所见的印章钤盖方式之一——一列四枚,盖在时间之上[30]。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关于宋代奏授告身印章钤盖具体方式的唯一信息。此外,不同于官员任命告身中的吏部郎中,此处司封郎中的出现,显示出另一类告身的流程信息。而由秘书郎奏上,郎中另行注阙的情况,符合上文书式中的归纳。该抄件本有8卷,出土后散佚,或许仍有补全之时。

  此外,虽然因品级所限,徐谓礼并无制授告身,但终宋一代,制授告身的行用也是一以贯之的。中唐以后,随着册授范围事实上的缩小,制授告身的行用范围向上收缩,以承接册书高层任命的职能。

  目前仍有两件宋代制授告身原件存世,即《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 日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一,1)与《元祐三年(1088)四月六日范纯仁拜右相告身》(一,2)。这两道告身时间上非常接近,且均为元丰改制后,形式上也基本一致,大致为:以门下云云起首,称具官某可特授云云,以“主者施行”收束。与所见唐代制授告身书写完整含年号的年月日不同,此处只称某日而已[31]。门下省覆奏得画“可”后,抄录副本,注明“制可”,再由都省转付吏部,尚书令、仆射、丞及吏部尚书、侍郎签署后,出符、写告。

  邓小南、张祎等学者已注意到,在司马光与范纯仁的拜相告身中无中书三官宣、奉、行,并从制授告身形成的流程以及元丰改制“循名责实”的追求等方面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32]这或许是承载高层任命的制授告身,比敕授告身更早地放弃刻板的三省流转的文书格式。

  此外,唐代制授告身中有追赠故去之人称告其第的情况,这一现象亦偶见于宗谱中保留的宋代告身中[33]。当然,宋代谥告是另外的专门话题,此处不再延及。

  四 唐宋间告身制度的变化与告身角色的变易

  帝制中国,官的凭证经历了从官印到官文书的变化,而告身无疑是官员身份文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告身主要行用于唐宋时期,其时,它不仅具有身份证明的意义,同时也是受告者个人、家庭乃至家族的重要财产。作为一种“给付到身”的终端文书,告身的意义不仅在于传达与证明任命内容,其精美的制作也会让受告者直观感受到皇帝的天恩,成为官员及其家庭享受权益与荣光的凭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告身已由政治凭证效力衍生出社会价值,即小林隆道所谓之“物质性”[34]。

  略举几例。据《天圣令·田令》唐12条:“诸请永业者,并于本贯陈牒,勘验告身,并检籍知欠。”《天圣令·赋役令》宋6条:“诸户役,因任官应免者,验告身灼然实者,注免。”这是以告身为凭据享受国家给的特权待遇[35]。而在社会生活中,告身作为官的凭证,既可以成为官吏“于贾区权息钱”[36]的凭借,也会成为子孙后代家族荣誉感与自豪感的来源。庆历年间,范仲淹为设范氏义庄,即曾委托人“于诸房更求先代官告文书”[37]。《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屡见关于告身的争夺诉讼乃至伪冒被诉的案例,正是因为告身具有巨大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在朝代变迁之后,仍然能够带来现实的好处[38]。

  因其具备以上种种价值,在讨论宋代告身之时,总不免出现类似告身体尊的说法。这类认识的内涵,既有告身所代表的官的身份与种种配套利益,其实也提示着存在其他官员身份凭证文书,对比之间方显出告身的体尊。

  具体而言,由于唐代以降行政体制及考选体系的变化,官员除授出现了敕牒等许多其他的文书类型。官员除授文书体系不断变动,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等级与职务的官员,生出不同的面相。因应宋代官员身份要素的多样化,在不同的行政场合,其身份文书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系统,即付身文书的各个层面[39]。对政府而言这些系统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根据行政程序的需要灵活配合,通过文书的组合实现政务的运作与行政程序的完成。这种系统的交互,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某种文书跨越不同行政环节,也促成文书独立性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告身虽不能再“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40],却仍保持了付身文书中最为核心的地位,是为“体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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