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综观李书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到作者以熟练的史料、优美的笔调，给大家呈现了一幅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半个多世纪，甚至延伸到唐末五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李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动态的过程来展现安史之乱的不同面向，因为这场乱事并不是一部预先安排好的剧本。这一点，书评人维舟已有较好的评论：“如果转换成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在我看来，那这段历史差不多是Richard Lachmann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的典型案例，其历史走向取决于不同精英群体（代表唐廷中央的皇帝、宦官、贵族、官员等，与代表藩镇的节帅、骄兵悍将）之间斗争的结果，最终产生的新局面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到的。”[8]笔者对安史之乱并不熟稔，但读完全书，基本能够勾勒出唐中期的政治、军事动向。是为此书一大功劳。当然，作为书评，也需要指出一些“瑕不掩瑜”之“瑕”，以期继续完善。
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开篇提及了《新唐书·忠义传》所载宋真宗（968～1022，997～1022年在位）东巡的事件（第15～16页），又在把张巡（708～757）之事梳理一遍后进一步指出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并未经过当时的应天府（唐代的睢阳），从而展示出《新唐书》编者欧阳修（1007～1072）的一种“杜撰”（第33～34页）。然而，根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本栋博士的意见，作者误将宋真宗“东封”泰山比附为“东巡”亳州。即宋真宗曾于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至十一月东封泰山，[9]也曾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东巡亳州并在回程途中经过应天府。[10]如此，李书根据错误的映证所绘制的图2“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东巡路线图”（第34页）也就张冠李戴了，而欧阳修关于宋真宗东巡经过应天府的记载也并非“子虚乌有”（第34页）。[11]明确这一点，作者在欧阳修虚构基础上进行的各种推论，也就不成立了。
其次，需要讨论地名（特别是地域名、藩镇名）的断句问题。在没有现代意义上标点符号的古代，断句并不成为大问题。这类问题的出现，始于古籍点校的需要，以及中华书局等古籍类出版社在出版繁体竖排点校本时，划专名线的需要。而学者目前又严重依赖于点校本，故而点校本的点校，以及专名线的标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史料的理解。在李书中，作者所引史料的标点，可以说基本按照点校本进行。不过，点校本的断句和专名线，并非没有瑕疵，使用时尚需谨慎对待。就李书而言，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地域名的断句。比如作者在第一章讨论四镇之乱时的运路危机时，引用了《资治通鉴》建中二年（781）六月的一段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作：“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12]作者引文则为：“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第81页）可见，作者除了给“甬”字括注可通用的“埇”字，以及未引最后一句外，其余内容皆从《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标点，只是去掉专名线。亦即，作者并未认识到，或并未在此指出，其实“蜀、汉”、“江、淮”、“闽、越”，都不必用顿号顿开，即应该是“蜀汉”、“江淮”、“闽越”。这里的情况，反映的是对某个大地域范围的简称，即“蜀汉”是以蜀地的蜀州、汉州合称，作为对整个剑南西川镇的指代；“江淮”是指长江、淮河之间的地区，也就是淮南镇；“闽越”则指代福建地区，其称呼当取自秦汉时期的闽越国。其中，笔者之所以将“蜀汉”视为西川的代称，是因为“汉”字也可以指代汉水两岸的山南东道，如作者在论述唐德宗（742～805，779～805年在位）让淮西节度使李希烈（？～786）讨伐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781）时，即引《资治通鉴》，谓李希烈“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第79页）。根据上引文，提及“蜀汉”等地域，是指这些地方“所在出兵”，而当时梁崇义既然站在唐廷对立面，自然不可能出兵。另外，“江淮”之所以指代淮南镇，也涉及作者未引的最后一句“江淮进奉船千余艘”，盖若断开“江”、“淮”，以之为二藩镇名，则并无相应藩镇对应，亦无所谓“江州、淮州进奉”之理。至于“闽、越”断开，亦不辞，盖若以“闽”指代福建地区福、建、泉、漳、汀五州，则时有浙东镇越州，不知“越”将指越州及其所属浙东镇，抑或整个先秦越国地域范围，乃至百越地区？因此，作者此处袭用《资治通鉴》点校本断句而未能加以辨析，是稍感遗憾之处。
此外，对于地域名的断句，除了与理解原文表面意思有关，也涉及唐人的地域观念。再来看上面这条引文，其中将“关中”纳入“内”的范围，将“蜀汉”纳入“西”的范围，将“江淮、闽越”纳入“南”的范围，将“太原”纳入“北”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德宗时期唐人对于王朝自身统治地域广度的认识。即以关中为核心，所谓“内”；以外的地方，则从对三个方向上的相关地域来确定整个王朝统治地域的范围。从这一范围来看，唐德宗时期的唐王朝，其所能控制的地域基本也是如此。第一点，当时已经失去河西走廊地带，[13]故而“西”的方向从西域转移到西川；第二点，其中未能加入“东”这个方向，乃是当时正处于四镇之乱，最能代表“东”这个方向的平卢镇正在对抗朝廷；第三点，“北”的方向以“太原”即河东镇为代表，反映出河朔三镇其时也早已自立；至于“南”的方向，范围更加广泛，原本地理上最南端应该是安南都护府，但安南都护府本身并无多少军力，此时也不可能出兵援助，故而以当时大概确有出兵的“闽越”，即福建观察使所辖作为最南的代表。[14]总的来说，可以从这里的方位与地域的对应，看出唐德宗时期，唐人对于王朝统治地域的认识随着政局和领土的变动而改变，这也影响到唐人对于东南西北方位认识的调整，以及对于内外之别的认定。当然，更可以结合作者在书中关于“关中本位政策”和“中央本位政策”的探讨（第536～543页），进一步发掘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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