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对于藩镇时代的各类研究视角，笔者也稍有思考，参见胡耀飞《论史念海先生对藩镇研究的学术贡献——兼论“藩镇时代”研究的历史地理视角》，李勇先主编《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第174～190页；胡耀飞《书写童年：藩镇时代的儿童史研究引论》，金滢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260～278页。
柏文莉《妓、妾与贞节观：1000～1400年中国的性别与社会转变》
王申
妓、妾与贞妇是三类颇为引人注目的女性群体，也是女性史研究者经常涉及的讨论对象。她们的沉浮起落总是与社会形势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北宋之繁荣与党争，宋廷南迁和蒙古人的统治将给她们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男性，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又赋予她们怎样的形象和要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柏文莉（Bossler，Beverly J.）教授的新作《妓、妾与贞节观：1000～1400年中国的性别与社会转变》（Courtesans，Concubines，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1000-1400）对此做出了有益的讨论。除导言与结论外，全书按北宋、南宋、元代的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各含三章。
第一部分关注北宋。由于时局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娱乐活动之中。享受官妓服务成为一种政治地位的标志，士大夫常在宴饮中写诗词直接表达对妓的色欲或情感，以此为乐。但随着11世纪后半叶党争的愈演愈烈，沉溺于声色犬马或与官妓发生不正当关系被看作道德低下的表现，极易招致政敌攻击。为了避免陷入如此窘境，不少人选择蓄养家妓或纳妾，越来越多的妇女由此卷入新兴劳动力市场（newlabormarket）。这里，作者没有特意区分家妓和妾，而主要涉及两者的重要功能：满足士大夫之间的交际需求。即，宾客通过诗词唱和的形式赞美主人的妓、妾，形成圈子。另一方面，欧阳修、司马光等政治家则用烈女的忠贞讽刺五代人，意图构建新的政治伦理。[1]总之，不论是党争攻击还是士人的讽刺，都只是针对士大夫的政治道德，基本不涉及对女性的贞节要求。
第三章亦特别提及记录女性的不同文体。作者认为“传”在北宋末期增加了娱乐性，形成了一定的叙事套路；作为主角的女性，也变得模板化，个体特色模糊。其中，不同于大多数市井作品，徐积（1028～1103）的《节孝集》以一个士大夫的口吻，塑造了唐传奇式的烈女形象，兼具道德评价和娱乐性，成为后世此类文本的先驱。他的道德评价也针对士大夫。墓志铭文则主要用于旌表等相对正式的用途，但士大夫很少直接称赞妇女的贞节，多只表达对生母（妾）的亲情或赞美寡妇持家的种种杰出行为。
第二部分聚焦南宋。在南宋，养妓已非限于上流的风雅之事，越来越多的地方低级官员和富人逐渐加入。这既使因妓而遭指控的官员增多，也诱发了不少涉及家庭矛盾的社会问题，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将妓同不幸、危机乃至鬼怪相联系。与此对应，南宋养妾的情况也颇有增长，许多妾被教以音乐、舞蹈等娱乐技能。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被批评与妾关系不当，而民间诸多与妾有关的纠纷，也把断案者置于敏感地位。概言之，妓与妾更加深入到南宋人的家庭生活之中，冲击了旧有的家庭秩序。对此，作者在第五章提出妾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被道德家重新定义：贬低情色功能，抬高母亲角色（第209页）。
作者还指出，南宋描写妇女贞节、忠诚的文章大兴。撰写此类文章的目的主要有二。第一，讽刺在国难之际变节、脱逃的男性。这类文章以女性抵御敌人暴行为主题，在高宗、孝宗时期尤多，朝廷也对此多有宣传。第二，社会对塑造典范人物有兴趣。这类文章一方面配合神祠等纪念性场所的兴建、重修而传播，另一方面则用于表彰家族成员的美德，巩固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很显然，这两类文章的读者依然以男性士人为主。
不过，南宋后期，杨万里（1127～1206）、刘克庄（1187～1269）等人开始在墓志铭文中将普通寡妇打造为节妇，隐去许多生活细节和人物个性，使之成为节妇“模型”。他们认为在丈夫死后再嫁的妇女太多，便在文章中增强了对寡妇贞节的强调。由此，墓志铭文开始传达妇女贞节观，女性也逐渐被拉入此类文章的读者圈子中。
第三部分探讨元代。柏文莉认为，元人重新定义了“节”这一概念，使之特别针对女性，尤指对丈夫的忠诚（第407页）。
首先，朝廷试图限制“良”“贱”人群之间的流动，如禁止买卖良家妇女，但收效欠佳，而现实中良贱之别更加模糊。“贱”者如妓大量参与戏剧表演，一些剧作者也以妓为主要角色，赞美其才德。例如胡祗遹（1227～1295）甚至将士大夫的品格与歌妓比较，认为只要歌妓拥有高尚的品格，她也能够成为道德典型。反过来，这种论调恐怕也表达了文人对歌妓的道德期许。
在妾的话题中，柏文莉强调了妾的进一步家庭化。一方面，纳妾需要签订文书，这将妾同丈夫绑定得更为牢固。人们称颂妒忌心较小、愿意接纳妾的正妻，亦赞扬侍奉父亲所纳妾（非生母）的行为。另一方面，在墓志铭文中，妾也作为祖先、配偶、母亲等重要的家庭角色登场，这与宋代的大部分时期不同。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大部分北宋墓志铭文只区分正妻和继室的子女，庶子归于正妻的名下。自南宋晚期至元代，越来越多的墓志铭文明确地写明庶子及其母亲。显然，妻、妾都更加屈从于夫权。尤其是在墓志铭文中强调妾的母亲角色，意味着正妻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有所下降。无论如何，褒扬妾的母亲角色，有助于增强家庭团结，解决因妾的色相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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