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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5)

  三 家族成员出现比例过高者

  苏氏家族的进士人数与入传人数之比达到100%,应该是与参与《仙溪志》编纂的苏国台有关。从图1与图2的右上方都可看到,苏国台属于当地苏氏家族的一分子,此一家族产生了苏钦、苏权、苏国兰3位进士,而有苏钦、苏洸、苏权3人入传。若再进一步追查CBDB中的亲属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入传的3人苏钦、苏洸、苏权实为祖孙三代,其中苏洸是以苏钦而荫补入官;而苏国台则是苏权之子。这些关系,也都记录在《仙溪志·人物传》中。[10]若读《仙溪志·人物传》中关于这3人的部分,除苏钦曾受张浚赏识,并曾官至转运使外,苏洸、苏权实无甚事迹可言。这不禁让人怀疑,只产生过3位进士的苏氏家族,竟能有3位人物入传,恐与苏国台参与《仙溪志》之编纂不无关系。

  可惜在现有的CBDB中,并无苏攀龙、黄尧俞等其他参与编纂者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按照数据库内容推论他们与《仙溪志·人物志》中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关系。

  此外,林豫家族与林正家族的入传比例也都偏高,原因可能与其家族成员属于道学群体有关。以林豫家族为例,图3为林豫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图。

  图3 林豫家族之社会关系图

  从图3可知,CBDB所收关于林豫家族社会关系的资料并不算多,除林豫以进士入仕外,其他4人(师舜、师益、师说、师皋)均为林豫之子,且应该都是依赖林豫荫补才得以入仕。[11]然而从图3仍可看出林师说与林光朝、赵鼎有某种社会关系。林光朝(1114~1178)为兴化军莆田县人,同时也是道学家。《宋史》称“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12],可知林光朝在南宋提倡道学的地位。而赵鼎(1085~1147)则是和道学家关系友善的政治人物。林师说与两人同时,且与林光朝关系颇为密切,甚至还请林光朝修订自己的墓志。[13]由此可以推知林师说至少同样是道学的同情者。此外,虽然从图3看不出来(因CBDB所收信息之深度仍然有其局限),但从《仙溪志》可知,林师益曾获杨时推荐,其子林日选亦拜另一位理学家陈宓为师,[14]故此一家族可能与道学关系较为密切。

  宋代仙游之家族成员入传比例与此家族的道学关系相关,还可以以入传比例最高的朱绂家族做旁证,但这部分则需要补充CBDB以外的资料。由此可清楚看到目前CBDB所收录资料的局限在于,传记数据内容的深度仍有待强化。图4为CBDB所见朱绂家族之社会关系。

  图4 朱绂家族之社会关系图

  我们无法从图4看出朱绂家族太多的社会关系,更无法判断此一家族是否与道学群体有关。另外,CBDB中关于朱绂家族成员之社会关系的欠缺,也多少反映了此一家族的后代发展并不特别突出。但《仙溪志·人物传》中的朱元飞传记透露了很有意思的信息。朱元飞为朱宗之子,应该是靠父荫补官;而朱宗则为朱绂之子,亦是靠父荫补官。朱元飞本无甚事迹可言,根据《仙溪志·人物传》的记载,他最大的事迹,应该就是:“公(朱元飞)丞同安时,文公(朱熹)为簿,因通族系;子滚,广东帐管,涓、泚俱游其门。其家藏文公往复墨迹尚存。族孙泳,分居紫阳。”[15]俨然就是将朱绂家族描写成朱熹家族的同宗,并特别强调其家与朱熹的关系。故可说《仙溪志》对朱绂家族的表彰,同时也是在强调仙游与朱熹的关系,藉此增添仙游的光彩。[16]

  仙游地方人士对朱氏家族特别留意的另一条线索,是《人物传》中朱泳的传记。正如前文所述,《仙溪志·人物传》的编排方式,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朱泳为朱绂之孙朱元飞的族孙,本应列在朱绂家族中叙述,但却出现在《人物传》的最后,与其他朱氏家族成员相隔甚远。按照《仙溪志·人物传》的编排体例来看,此条很可能为后人添入。不论朱泳传是因何进入《人物传》,它的出现就已足以表明当时仙游地方人士对朱氏家族的兴趣。且朱泳传中还附带记录其侄子朱首谅、朱颖之两人事迹,直到两人致仕为止,时间可能已到十三世纪中期。当时仙游地方人士对朱氏家族的兴趣,在此又得到另一个证明。

  故根据CBDB的社会关系图以及《仙溪志·人物传》的数据可以推测,造成宋代仙游某些地方家族在《仙溪志》中入传比例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是该家族与道学关系密切,这也反映了南宋后期理学成为主流后的整体社会文化氛围。

  四 家族成员出现比例过低者

  在地方上有权势地位的家族较一般人更易入传,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此在《仙溪志》中蔡氏家族、傅氏家族都有多人入传。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图1与图2显示的蔡氏家族。虽然蔡襄家族与蔡京家族同属一个宗族,[17]且两支都产生过不少进士,但很有意思的是,在《人物传》中,入传的全为蔡襄一支的成员,蔡京这支宗派的人物则完全不载。这应该与蔡京及其家人支持新法,并在南宋士人舆论中沦为奸臣角色的历史背景有关。[18]《仙溪志》中提及蔡京的次数极少,且均是以奸臣的形象出现,例如《仙溪志·人物传》中的陈次升,其正直形象的来源之一就是批评蔡京“奸谋凶险,阴害良善”。[19]可见在南宋后期,即使是仙游人也需要跟蔡京划清界限。根据CBDB所收的《仙溪志》编者黄岩孙之社会关系,他与道学人士有较密切的关系,曾经编辑过朱熹与真德秀的著作,属于道学人士,这一点应该多少也强化了蔡京及其家人在《仙溪志》遭到刻意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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