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捕盗行动中的路、州县和巡检
路级机构负责协调州县与巡检的维安力量、组织捕盗行动。其中，提点刑狱司是巡检的直接上级，负责巡检的常规管理。庆历三年，有诏“诸路提点刑狱司专管勾巡检盗贼公事”。[72]元丰二年福建路巡检网络的大规模调整，主其事者是福建提刑闾邱孝直。元丰六年八月庚子，“诏自今强盗应捕者，诸路下提点刑狱司，开封府界下提举贼盗巡检公事司，更不下他司”，[73]进一步明确了提点刑狱在捕盗方面的特殊责任。[74]
提刑司之外，北宋还有一种与捕盗有关的路级职位——“提举兵甲巡检公事”。其制，是以一州之长官带若干相邻州之“提举兵甲巡检公事”或“提辖本路兵甲贼盗公事”，使其得以跨越州境，按照地理形势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捕盗维安工作。其是巡检的上级组织，[75]对辖区巡检、县尉等捕盗官负有监督催促、协调领导的责任，地位远高于巡检。提举官的责任，第一，是对“辖下都监、监押、巡检、县尉”等捕盗官，以及“管兵使臣、将校”，进行“体量”筛查；第二，监督捕盗官的工作，“每遇部内有贼盗处，催促捉杀”；第三，“如大段惊劫，便仰勾抽兵马，疾速擘画救应，不管走透”。[76]知州带“提举兵甲巡检公事”显示了“路”的权力的扩展，但并未形成稳定制度。元丰元年，知徐州苏轼上书给神宗，欲“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谓“沂州山谷重阻，为逋逃渊薮，盗贼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州，得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77]苏轼的自告奋勇，正表明“提举兵甲巡检”制度的弹性。
大规模的捕盗行动，一般由路级官员或者中央临时委派的专官负责。根据盗贼为患的程度，捕盗行动中兵员的动员顺序如下：首先调动的是各级捕盗官下属的地方维安部队，依次为县尉之兵、一县或数县巡检之兵、一州或数州巡检之兵，倘若还不足以荡平，则须调度驻扎在当地的禁军。这就是陈傅良在《历代兵制》卷八中所概括的：“逐县置尉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兵马钤辖者。”
庆历四年八月，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到任之后，“累据北京、邢、洺、磁等州节次申报，军贼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数州之内，惊劫人户，掠夺递马并乡村生马骑乘”。[78]欧阳修积极调度本路巡检、县尉，并借助河北边防军的力量，组织捕盗，有效地维护了地方治安。[79]他的《保明张景伯》《乞许转运司差兵士捉贼》《奏洺州盗贼事》三篇奏草[80]生动揭示了枢密院、路、州县和巡检各方在捕盗动员中的互动过程，原文较长，兹不备录，谨据以复原事件过程如下。
某月六日，“有军贼约二十余人”进入武安县城打劫。知县张景伯率领“守把兵士”三十余人，在县城门楼上“相射”，“贼人中箭出”城，“往城西草市内打劫刘简家财物”；张景伯率人“粘逐前去，值夜捉贼，不获”。
单凭一县之力难以捕获“军贼”，张景伯只好将情况申报到州。武安县属磁州。磁州立即将贼情做了双重处理，一方面，申报枢密院；另一方面，申报转运司，“乞差巡检、县尉会合捉杀，及乞于诸县添差守把兵士，及权差义勇防把”。
九日，武安遭劫三天之后，欧阳修接到磁州的贼情申报。当时，他正“巡历到洺州南”，同时，还有洺州“本州巡检走报，称有军贼十四人打夺临洺界马递铺”。接报之后，欧阳修“寻遍牒都大捉贼徐夔及地分巡检、县尉等分头捉杀；牒磁州差兵士义勇，量支器甲，防守县城”。
之后，欧阳修继续“巡历”，北行到邢州，接到情报，得知另有一伙军贼“见在赵州赞皇县窝藏，乞差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但这时候他能够调动的“本州及侧近地方巡检、县尉并在磁、洺州会合，见捉打劫武安县贼人”，身边“应急别无巡检使臣可差”。而按照当时的规定，转运司不得“差拨”戍边兵士。幸好，河北宣抚使富弼也到了邢州，欧阳修于是“具状，乞差使臣兵士”。富弼乃“权差供奉官武永孚、内殿承制魏辛等充邢、洺五州军捉贼”，临时设置捉贼使臣，补充地方治安力量的不足。
十日，欧阳修接到枢密院札子。札子称，奉枢密院之命“监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检等捉杀贼盗”的邢州驻泊都监胡承泽向枢密院报告，认为贼情已经解除，不再需要“监逐收捉”，请求“却归邢州管勾本职公事”。枢密院“奉圣旨，令河北都转运司相度指挥讫奏”。“邢州驻泊都监”是邢州驻泊禁军的统兵官，胡承泽应当是因为贼情紧迫而被“抽调”出来“监督巡检逐捕捉杀盗贼”的。按照制度，转运司不能调度兵官。但是，胡承泽当时的临时差遣是捕盗，因此，朝廷命令欧阳修来处理他的“请调报告”。欧阳修认为，贼情还远未解除；只是胡承泽对自己职责的理解是“奉宣监捉”，不必“躬亲捉杀”，与自己想法不同；而且富弼也增派了捉贼使臣；因此，欧阳修虽然对胡不满，却还是“牒令却归本任”。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