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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98)

  以上对宋本《洪氏集验方》纸背文献主体、该书印刷时间印次等问题的认识,还有助于认识宋代公文纸本古籍的刻板与印纸的关系问题。我国现存的宋刻本古籍据说不超过1200部,而宋本中的公文纸印本古籍,据笔者掌握的信息,目前海内外仅有十一种,不到宋刻本总数的1%,其中中国大陆八种,中国台湾一种,日本一种,因此,公文纸印本的宋刻本相对于其他宋刻本古籍,无异于珍中之珍、宝中之宝。我们知道,公文纸印本古籍的刊刻地和印纸所属地既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例如王安石撰《王文公文集》一书,过去我们只知为宋绍兴龙舒郡斋(即舒州,州治为今安徽潜山)刻本,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该书纸背文献以《宋人佚简》出版之后,根据纸背文献面盖有“向氏珍藏”的私章和向汮在南宋绍兴末和隆兴初担任知舒州的官职,以及文书均为向汮与其他文人官僚的往来书札和舒州的公文,因此可知此公文纸印本古籍的刊刻地和印纸所属地一致,均在舒州。但是我们也见到刊刻地和印纸所属地不一致的事例。例如黑水城文献发现的西夏文《文海宝韵》一书,该书刊刻地在西夏毫无疑问,但该书背面的公文却是宋代的延州延安府以及保安军的公文,该书的刊刻地与印纸所属地明显不一致。在现存十一种公文纸印本宋刻本中,至少有几种只知刊刻地而不知印纸所属地,例如宋人聂崇义集注的《新定三礼图》一书只知道为宋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刻本,夏竦撰《集古文韵》一书只知为宋绍兴十五年(1145)齐安郡学刻本,但不知它们所用印纸属于何地。洪遵《洪氏集验方》所用印纸为太平州废弃的公文,这说明该书的刊刻地与印纸所属地一致,都是在太平州的州治所在地当涂县,该书是在宋代太平州使用乾道六年的刻板和淳熙七年、淳熙八年的废弃公文印刷的古籍。这不仅深化细化了我们对宋本《洪氏集验方》的认识,也对我们探讨公文纸本刊刻地与印纸地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它至少可与宋代公文纸印本的《王文公文集》一起,揭示出刊刻地与印纸地一致应是宋代公文纸印本两者关系的常见形态。这对我们认识只知刊刻地或只知印纸地的其他公文纸本古籍刊刻地与印纸地相互关系无疑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有助于推进古籍公文纸本整理研究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提高。

  国家图书馆藏《洪氏集验方》书影之一

  第一叶

  A、B面背存横书6行:

  (前缺)

  1.伏乞

  2.谨状

  3.淳熙七年十二月(全印) 日专库陈 楫等

  4.迪功郎司法参军权司户张

  5.修职郎司户参军赵

  6.从政郎录事参军赵

  (后缺)

  第一叶A面正面书影

  第一叶A面背面书影

  国家图书馆藏《洪氏集验方》书影之二

  国家图书馆藏《洪氏集验方》书影之三

  * * *

  [1] 钱超尘考注《洪氏集验方考注》,学苑出版社,2009。

  [2] 钱超尘:《宋版〈洪氏集验方〉〈伤寒要旨药方〉版本流传简考》,《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4期,第208~212页。

  [3] 汪桂海:《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文献》2009年第3期,第52~59页。下文引用不再出注。

  [4] 钱超尘考注《洪氏集验方考注》,第88页。

  [5]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四,中华书局,1988,第212页下栏。

  [6]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7,第2188页。

  [7] (民国)《当涂县志·民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3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等,1998,第184页。

  [8]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一九《贼盗》,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351页。

  [9] 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七《文书门·架阁》,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357页。

  [10] 《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附子遵传》,第11568页。

  述论

  文书、信息与权力:唐代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反思[1]

  刘后滨

  帝制中国各级官员的权力,本质上来源于皇帝的授予,程序上要落实到文书的传递与信息的流通环节之中。政治运作中传递信息的文书不一定都是政务文书,但是围绕皇帝而传递的文书都承载着权力的配置功能。对于皇帝来说,他所获得的信息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对于参与中枢决策的官员来说,是否能够将信息送到皇帝手中,决定着是否能够在最高决策中发挥作用,是否在中枢政治运作中获得权力。通过宰相机关和制度规定的通进渠道而呈递的信息,进入的是公开决策的流程,相比于绕过宰相的“进封事”等渠道而直接呈递皇帝的信息,其实际作用往往大打折扣。如何将信息送达皇帝本人,“上达天听”,是参与中枢决策各级官员在政治运作中极为重视之事。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的政治斗争和制度调整,皆围绕这一点展开,唐代亦不例外。

  本文将在综述学界有关唐代政务文书研究的基础上,对围绕文书传递与信息流通而形成的权力运作情形,做出概要分析和反思。限于篇幅,基层及地方政务的研究当另撰文评述,本文的考察和反思仅以唐代中枢政务运行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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