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集》中收录了多达四千四百首诗，不仅有贵族的，也有无名民众的作品。这样一部巨型诗集的存在，可以说是最好的明证—证明了七和八世纪的日本文化中，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压倒性的优势面前坚韧地存活了下来，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实现了超越前代的更蓬勃的发展。柿本人麻吕的巨幅长歌可以说对应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佛的雄伟、山部赤人以及大伴家持等人细腻雅致的作品对应东大寺戒坛院四大天王和福兴寺八部众像的纯熟，说明日本人的艺术才能超越文学艺术与造型艺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领域性差异而日趋成熟。
那么，促成这一时代的艺术走向成熟的历史原动力是什么呢？究其根本，可以归结为正在推进统一国家制度化的古代国家上升期的社会发展趋势，尽管体制内部存在着巨大矛盾。如果仅限于上层结构的内部而言，也可以归结为对吸收外来文化的强烈欲望以及与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之间反作用力的均衡。
在吸收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技法的同时，端庄清丽的法隆寺壁画获得了成功，它与感官上极尽华美的阿旃陀石窟壁画有着迥异的风格。如果说这一日本人的独创性，反而在外来文化新鲜感的刺激下迸发出了活力，令传统文化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也不算是悖论吧。《万叶集》中的和歌当然是传统文学，但是之所以这种不定型的只是用耳朵倾听的歌谣，能发展成为有五七调固定形式的并能用眼睛来阅读的长歌、短歌，如果忽视了五言以及七言等拥有固定形式的汉诗的影响则根本无从谈起。姑且不论和歌中的七夕、神仙等素材采用的是中国文学知识，单就用汉字创作和歌这件事本身，假如不是大陆文化的影响又能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早在渡海而来的外来人的影响下，日本形成了用汉字写文章的习惯，但如《万叶集》般广泛使用汉文却是划时代的现象。汉字原本是用来记述汉文的表意文字，但是日本人却创造出了使用完全异质的汉字来表述日语的方法。其中既有将汉字的意思直接用于与之对应的日语—如将“山”训读为“yama[18]”，为了更准确地表述日语，还创造了利用汉字的方法，即舍弃汉字原有的意思，用于没有意义的音标文字，这不得不说是一项更为卓绝的发明。这就是所谓的“假名”。由于使用于《万叶集》中，故称之为“万叶假名”，结果它成为没有自己固有文字的日本人在自由书写日语时不可或缺的工具。这就像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一样，事后想来一切似乎都那么顺理成章，但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一种典型形态。
平安时代的文化
直至894年（宽平六年）中止了对遣唐使的派遣，这一时期从形式上来看，继续努力吸收大陆文化，在政治上，也大致到这一时期为止，姑且保持了律令体制的功能。因此，从794年（延历十三年）的平安奠都以后至九世纪，即平安时代初期，从大局可以看作是律令社会，但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文化方面，越来越强烈地呈现出与七和八世纪前后不同的发展趋势。
律令制的土地公有原则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贵族、寺院等权贵的私有领地即庄园的发展愈加显著，不堪重负的民众逃离后，口分田不断流入庄园。律令制度也由于遭到人民的消极抵抗而难以摆脱解体的命运。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内部，官僚政治的力量日趋弱化，藤原氏开创了世袭摄政、关白的先例，获得了事实上与君主同等地位的要职，压制处于竞争地位的其他贵族诸氏，造就了藤原氏独裁的贵族政治时代。高官的巨额俸禄和从遍布全国的庄园获得的收益一起，成了支撑贵族阶级独裁的经济基础。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即便在文化领域，贵族文化的色彩也变得日趋浓重。最澄（传教大师）和空海（弘法大师）两位僧侣，平安奠都不久便奔赴唐朝留学，在学习了大唐佛教最新理论后满载而归，前者在比睿山建造延历寺开创了天台宗，后者以京都的教王护国寺（东寺）为据点开创了真言宗（之后在纪伊的高野山创立金刚峰寺，并在此地圆寂），成为平安佛教的开山鼻祖。两人虽然都打着“镇护国家”的旗号，但与前代处于僧纲管制下的寺院不同，他们的寺院作为以信仰为中心而结成的宗派性教团，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向获得独立地位的发展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当时还没有进入到在人民大众中建立宗教组织的阶段，因此，天台、真言二宗只能选择让贵族成为檀越（后世的檀家[19]）以寻求保护，为满足贵族们对现世的欲求而祈祷成了平安佛教最重要的职能。
平安佛教二宗中，天台宗原本是信仰法华经的宗派，但不久便被称为“台密”，成为以密教元素为主的宗派，与东寺的密教—真言宗并驾齐驱，使密教成为平安贵族信仰的中心。通过加持祈祷这一巫术的仪式满足现世欲求，拥有这一功能的密教，由于能充分满足为谋求升官和扩大庄园等现世利益而奔走的贵族们对宗教的期待，从而作为平安初期的宗教达到了全盛的顶峰。
与此同时，佛教美术中，密教美术也占据了主流地位，密教特有的大日如来像、如意轮观音像，以及表现愤怒容颜的不动明王、五大力吼像的天部像中，有不少富有特色的作品，尤其是妖娆的观心寺如意轮观音像、表现威武勇敢姿态的园城寺的黄不动画像（图17）等作品，被公认为这一时代的最高杰作。雕刻美术中，与天平时代不同，大量作品中蕴含着强劲的精神力量。之所以木雕佛像取代金铜佛和干漆像成为主流，最近的研究表明，也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结果，即行基等在民间默默坚守信仰的僧侣们，为贫寒的佛堂制造朴实的木雕佛像技术日趋精湛，从而取代了前代官方大寺院佛像制造所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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