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初期，诗歌风格遵循三条路线的事实，恰也说明宋人自然地承继接受了唐五代以来诗歌的多种审美趣味，他们的美感导致其所接受，继而学习模仿诗体主要是白居易体、李商隐体以及以贾岛等人为代表的晚唐体。这一时期，宋人反而暂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本朝的诗歌审美趣味取向（风尚）。
北宋初年，文坛最先盛行的是唱和诗。由于立盟诗坛为南唐入宋的李昉、徐铉的倡导，白居易的元和体成了当时诗歌学习的榜样。白体成为北宋早期文人诗歌模仿学习的榜样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北宋诗歌未来审美接受的某种趋势。然而，这个趋势究竟是什么呢？
按陈寅恪的说法，元和体诗可分为两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丁]元和体诗）。按程千帆的说法，所谓宋初的白体诗，“完全是一种应酬消遣之作，内容上是留连光景，形式上是依次押韵，风格则平易清雅，不求雄浑典丽”(151)。这样的诗歌，除去形式上的表现，以接受者的角度观察，我认为当时北宋人审美感接受（喜好）的即是白体诗歌中透出来的“平淡清雅”。然而事实上，宋初白体诗流行没过多久，宋诗主流就渐渐为李商隐为代表的昆体所取代。对此，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北宋最初一个阶段，诗人效仿白居易诗体曾经成为一种风气。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徐铉和王禹偁，正如《蔡宽夫诗话》说，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但过去有的文学史研究者把王禹偁描叙为似乎是有意识与‘西昆体’对抗的诗人，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不但白体诗的流行很早，而且当《西昆酬唱集》问世而使‘西昆体’广泛流行时，王禹偁已经去世了。”(152)
宋初白体诗之所以渐渐没落，其中原因或许正如葛兆光所说：“北宋初年，白体是许多人喜爱的诗歌风格，但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它浅近易学、流利爽滑，所以不免写成顺口溜似的缺乏诗味的作品。”(153)然而，我认为白体诗没落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平淡”的外表（形式）难以掩饰内容的空疏。关于这个问题，有一则故事于此颇能说明。欧阳修《六一诗话》载：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軿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
随后晚唐体、西昆体的流行，其实也是作为对白体诗末流反正的面貌出现的。因为相比于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诗歌“变换了创作手法，在艺术技巧上争奇斗胜”(154)。由于晚唐体、西昆体诗歌显示出了作者的才学、格调、身份以及语言新奇技巧等，其所表达出来的境界和美感又更能迎合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从而很快获得那些厌倦了浅俗诗歌，喜欢翻奇出新的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于是，“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立……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宋诗纪事》引《丹阳集》）而欧阳修也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六一诗话》）。
宋初诗歌从白体、晚唐体到西昆体，原因当然很多，然而从诗歌接受者的角度来看，这恰是迎合了不同时代、不同接受者审美需求和喜好的缘故。葛兆光曾说：“平心而论，西昆诗人对晚唐五代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在那一段时期中，习白体者每有俚俗滑易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精致含蓄之长；习姚、贾者每有细碎小巧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丰赡开阔之优。”(155)
俗语说：“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时代不同，诗歌接受（消费）的人群不同，他们的审美喜好就有所差异。“白体”适应了北宋立国之初文化贫乏的社会群体需要，因此，平易晓畅的白体诗歌更符合北宋初期文人的口味，然而这之后有人不满足这样的诗歌审美接受，这些人更惬意于符合他们格调的诗歌境界。于是，晚唐体诗歌所表现的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的美学境界更能得到欣赏此类境界人群（接受者）的欢迎。而另外一些有身份的高级文人类则显然更中意于那些深婉绮丽、用典繁富的诗歌审美接受（消费），由是才有“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的现象出现。只是，西昆体诗歌还不符合北宋儒学复兴的需要，因为它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和娱乐倾向，而且也不够平易晓畅，从根本上并不符合儒道思想普及的要求。而北宋科举所带来士子文人的日益平民化倾向，也使西昆体高傲的贵族气越来越不受新一代平民出身官僚文人的接受和欢迎。于是，西昆体诗歌渐渐走到了末路。
时间到了仁宗朝，平民出身的欧、梅等人正是不满足当时的诗歌接受（消费）和创作，欲扭转“西昆”风气，将“白体”引领到风格“平淡”一路。由于宋代科举文人多没有世家大族的贵族背景，“平淡”或许更符合平民文人“淡月昏黄”的审美取向。所谓“平淡一路”，从诗歌的外部特征表现来说，就应该是诗歌语言让人能看懂。叶梦得云：“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乎易疏畅。”（《石林诗话》卷上）严羽云：“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沧浪诗话》）。胡仔亦云：“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24）这种“平淡”诗歌的内核是什么呢？宋人各有自己的解释，而其中“言志”是重要的组成。当然，说宋诗“言志”传统的加强，并非意味着宋人完全否定注重诗歌的文采和审美价值。我们看到，宋人事实上对于诗歌最高的理想是，诗歌既能负载起“载道”的功能，又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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