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平淡”诗文学习样板表
续 表
附注：
①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一文中说，王琪增订《杜工部集》二十卷刊刻于苏州的准确时间是嘉祐四年。详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②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332页。北宋中期以后，韩文风行天下，“学者非韩不学”（欧阳修《书旧本韩文后》）。
一旦确定下“平淡”诗歌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北宋文人就努力通过对前人作品的接受（阅读）和学习模仿来提高自己作品的水平。《东坡志林》（卷1）载：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闲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
这则记载说明欧阳修自己也认为，对于书籍的广泛阅读接受乃是自己诗文优于他人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北宋文人还需要通过创作来实践和传播自己业已领悟和融汇了的“平淡”诗歌理念。此种说法当初从欧阳修嘴中说出，由苏轼记录下来，到了南宋周煇笔下，这段记载已演变为：
为学三多，士皆知其说。孙公莘老，请益于欧阳公，公曰：“此无他，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书出，必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见之。”孙书于座右。(165)
“为学三多，士皆知其说”，可见这种追求广泛阅读书籍以及将阅读得来的识见融汇成自己创作实践的学习方法，因为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提倡和认同，到了南宋时期已逐渐成为士大夫文人的普遍共识了。
北宋时期，对于“平淡”诗歌的创作，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梅尧臣。欧阳修曾高度评价梅尧臣的诗歌，说：“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六一诗话》）而梅尧臣也称自己是“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澹”（《宛陵集》卷28）。程千帆说：“苏舜钦、石延年和梅尧臣是和欧阳修一道从事文学革新的朋友，苏兼长诗文，石和梅则专力于诗。”(166)从《六一诗话》记载来看，欧阳修的诗学观点多数来源于梅尧臣。正是由于欧、梅等人标准清楚、目标明确，宋代的诗文改革才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并且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
欧阳修说：“（圣俞）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磨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文忠集》卷33）从欧阳修给梅尧臣写的这篇铭文中，我们一则可见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赞许，同时也看出梅尧臣的诗歌风格，并非是通常意义的“平淡”那么简单。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梅尧臣初期的诗歌风格是“清丽闲肆平淡”，后来“涵演深远”，风格变为“怪巧”。《六一诗话》亦称梅尧臣：“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这说明梅诗在不断求新求变。
事实上，梅尧臣的诗歌确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平淡”的诗歌。钱钟书评价梅尧臣的这些诗，“‘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另一类，梅尧臣“每每一本正经地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167)这类诗又流于“怪巧”了。或许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当中，正蕴涵着梅尧臣“平淡体”诗歌风格的丰富内核。
在北宋诗歌理念的确立和传播上，以欧阳修、梅尧臣为代表的北宋中期文人付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北宋中期，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抹倒了一批石介派的“太学体”诗文。据《长编》（卷185）载：
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牓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
北宋仁宗年间，朝廷仍以诗赋取士（《宋史》卷155《选举一》）。欧阳修利用知贡举，变文风，也即是变诗风、赋风。文风变，则诗风亦变矣。《宛陵先生年谱序》载：“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之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宋嘉祐二年，诏修取士法，务求平澹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贡举，而先生为试官，于是得人之盛。”（《宛陵集》附录）欧阳修改革文风，以追求“平淡典雅”为目标，梅尧臣当时同为试官，其诗风追求平淡，与欧阳修亦可谓步调一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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