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宋代文人看来，“平淡”并不等于“淡而无味”，相反它是造语天然之后自然达成的理想境界。其外形是“平淡”的，而内核却是异常丰富且难以把握的。所谓“平淡”，在梅尧臣看来，并非平庸浅俗，梅尧臣曾说：“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又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
陆游有诗曾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很能反映宋人对“平淡”理想极致追求的描述。这与梅尧臣“唯造平淡难”之语，可谓“异口同声”。于此，韩经太也说：“诚然，宋人虽向往此境，却不免事与愿违，于是每每未得其佳处而先为其所累。”(172)所以，我理解这句诗的意思是，“自然天成的文章”是一个最高的文学理想，要达到这样的理想，拼命追求也不一定能够，只有不期而遇的“妙手”（灵感）或者才能得之一二。有些时候，理想就是理想，有的理想能够达到，有的就仅仅是理想。我认为宋人将“平淡”的标准树立在那里，只是为了让文学有确定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历数宋代的“平淡”诗歌，真正能达到“平淡”标准的毕竟少数，即便是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人，也是如此。然而“平淡”理念的确立，最重要的是它使宋人明确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发展方向。“作为一种由特殊的人文背景和主体意识所决定的诗学理想，其独特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和低估的。”(173)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两种主要体裁就是诗歌和散文。由于唐诗突兀在前，宋诗的地位相反没有得到太多的承认和赞赏。然而钱穆也说：“若论文学，唐诗、宋诗各有长处，唐诗并不一定就是在宋诗之上。”我认为此话是说：与唐诗相比，宋诗的优势是走向了理趣化的文学发展道路。这里所谓的“理趣化”，一是指在创作上，宋诗与唐诗相比显得更为精深，更富含哲理而且这种哲理又是以宋人特有的审美趣味表现出来；二是指宋诗开始有了自己渐成雏形的诗学理念。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北宋文人在这种文学理想之下并没有构建完成一个类似西方式的、严密的文学理论体系。它只是宋人一些松散的思想和柔性概念构成，并在诗歌创作实践做出了有益的追求与尝试。所以北宋文学的“平淡”，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宋人的文学理念（理式），或者说是宋人提出的柔性概念，其背后蕴藏的是宋人的文学理想。(174)如果袭用西方的理论标准，我认为从宋人提出诗歌“平淡”到具体构造“平淡”诗歌的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成体系的“平淡”成熟理论存在。他们所拥有的仅是一个有关诗歌创作的“平淡”标准和尺度，而这个标准尺度因为掺杂了更多文学语言的表述，具体操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这种困难不表现在诗歌的外在形式上，而主要表现在宋人对诗歌的所谓“平淡”的“内核”的把握和控制上。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还不能套用西方的标准。我们需从中国的气脉出发，努力挖掘宋诗“平淡”的理论要素。假若我们将古人对于诗歌的认识大致归纳为（1）诗歌理想；（2）诗学（创作论）；（3）诗学理论化、系统化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宋诗“平淡”虽未完全达到诗学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然而它明显已超越了一般“诗歌理想”的层面。因为“平淡”一词的内涵其实很难完全包容宋人对于“平淡”诗歌的全部理想追求，它实则已经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注释】
(1)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2)按：本文这里所说的“理解”，是指文章作者与接受者通过媒介传播，在阅读那一刻所达成类似于感应互动式的接受与反应。参见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3)按：李元庆认为：“古人记谱疏略，不如现代乐谱那么精确，‘细腻小腔，纤巧唱头’是不记出来的。初学者如无人传授，径自按谱演唱，自然不能得其精髓。”袁青：《戒“按谱自读”今解》，《人民音乐》1963年第Z1期。又见伍国栋：《在传承中新生——工尺谱存在意义和作用的思考》，《中国音乐》1997年第1期。
(4)（挪）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5)同上，第27页。
(6)（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5页。
(7)佚名《历代三宝记》（引自《大正藏》No2034卷4第49页下）认为《四十二章经》与《孝经》相似。而梁启超《〈四十二章经〉辨伪》则认为其近似《道德经》。详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按：又一说，《历代三宝记》（15卷）作者是隋人费长房。详见《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出版©授权CBETAJ输入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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