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曾经论述，文学观念是附着于书籍文本而传播的。所以，对于北宋那些有志于古文复兴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尤其借助雕印印刷，从而更广泛更迅速地传播韩、柳书籍文本成了昔日的当务之急。于是，唐代士人那些“关于‘道统’、‘性情’、‘古文’的叙述正好成了宋代士人思考的起点，孙复、石介、穆修、柳开以及欧阳修等人对韩愈及其所谓‘道统’、‘古文’的推重与鼓吹，渐渐把韩愈关于历史与传统的想象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资源，支持着北宋士人对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重建”(18)。
前面我们列举了北宋雕印的前代经、史、子、集各部书籍，总体上说这些印本书籍对北宋士子文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若要以古文为例论述，对于北宋古文影响最大的印本书籍，直接莫过于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的集子。我认为韩柳文集对于北宋古文家的影响，不仅是创作技巧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由此，我赞成葛兆光所说，北宋士人“把韩愈关于历史与传统的想象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资源，支持着北宋士人对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重建”的说法，因为韩愈和柳宗元对于北宋立志古文的人士来说，就如同是两面永远不倒的“旗帜”。我们以韩愈、柳宗元的印本书籍为例，统计出北宋时期韩、柳两人书籍的版印情况如下：
韩、柳北宋印本情况略表
续 表
附注：
①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②同上，第239页。
③同上，第258页。
④同上，第271页。
⑤同上，第273页。
⑥同上，第279页。
⑦同上，第317页。
按：有关韩愈集本印刷流传情况，详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柳宗元集本印刷流行情况，详见《柳宗元集》第四册《校点后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据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说，现存韩愈集本有13种，分属于3个不同系统。其中现存有潮州本《昌黎先生集》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为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杭州刻本，但它的祖本却是北宋大观年间的潮州刻本。
据刘真伦考证，“宋代曾经流传过的韩集，现在绝大多数已经失传，其中有线索可考者102种”(19)。在两宋时期就有五百家注韩的说法，仅北宋时韩愈的别集注本就为数甚多。而总体上，韩集印本又可分为北宋监本和南宋监本两大系统。此外，早先韩集已知的还有南唐保大本(20)。而欧阳修《书旧本韩文后》一书又说：“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这里的蜀本与嘉祐六年苏溥所刻的蜀本是否同一版本？刘真伦认为应该是同一版本。
我认为，如按欧阳修《书旧本韩文后》所云当时之年龄与嘉祐六年对照。欧阳修生于1007年，卒于1072年，而嘉祐六年是1061年。按嘉祐杭本所录162字《书旧本韩文后》所云，欧阳修是十五六岁见到旧蜀本。那么此蜀本当印行于1021至1022年之前。由此，我认为，现今已无法证明欧阳修所见之蜀本与苏溥嘉祐所刻北宋蜀本是同一版本。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版本，那么从时间先后上说，就必须先证明欧阳修所见之蜀本是苏溥蜀本的母本——即苏溥本是按欧阳修所见蜀本同一版刷印的。如果不能证明如此，那就是说在苏溥蜀本之前，还有一个更老的蜀本在社会上流行。而刘真伦对此版本最后的结论性说法，我十分赞同。此结论认为欧阳修所见之版本的刊刻时间，至少得推至北宋初年甚或是五代。(21)
正如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一书中所叙述的那样，韩愈集子在宋代版本众多且流传的情况十分复杂，而其在北宋的印本流传更是难以完全弄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北宋监本韩集以及北宋蜀本、杭本等多版本韩集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韩愈书籍印本在北宋流行的繁盛状况。
而关于北宋古文的另一个榜样柳宗元印本书籍在北宋的出版流行情况，中华书局《柳宗元集校点后记》一文载曰：“刘禹锡编的《河东先生集》，共三十卷，至北宋时已很少流传。据穆修在《河东先生文集后序》中说，他多年来想找一部完整的柳集而未得，直到晚年才见到一个本子，‘联为八九大编，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且‘书字甚朴，不类今迹’。(22)从卷数来看，它已非刘禹锡原编旧本。这个本子，经穆修校定，曾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重刊行，称《河东先生文集》。”由此，可以说明一点，即在穆修之前，柳集由于不受重视，其在社会上流行也无法可考。而穆修之前的本子多有残缺，所以穆修直到晚年才见到一个卷数不少于刘禹锡所编柳集的本子（即比三十卷多），于是他只好将就用这个本子校订并作为后来雕印底本，来推动自己改变时文，恢复古文载道的理想事业。
穆修之后，北宋柳集印本情况又如《柳宗元集校点后记》所云：“穆修校定的《河东先生文集》，用大字刊行，因为它出自穆家，又盛传是刘禹锡旧本，因而所最广。据沈晦说，当时流传的柳集，除了出自穆家的四十五卷本，还有小字三十三卷本、曾丞相家本和晏元献家本三种。沈晦在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校定刊行《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时，以为出自穆修家的四十五卷本就是刘禹锡所编，所以便‘以四十五卷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作外集’。”(23)由此，按照沈晦生活在北宋徽宗时期的事实，我认为穆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北宋曾经出现了好几种版本的《河东先生文集》。这说明与穆修时代及其以前相比，北宋中后期社会对于柳宗元书籍的关注程度明显强于北宋前期。遗憾的是，“穆修本、沈晦本，以及北宋刊行的其他诸本，都早已亡佚，我们只能从他们仅存的序跋及有关史料中略窥其概貌”(24)。而如果沈晦所云“小字三十三卷、曾丞相家本和晏元献家本三种”可确定为印本的话，更加说明北宋中后期柳宗元诗文拥有大量来自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喜好者，由此当时社会上才会有多种柳宗元印本书籍出版流传的状况。至于韩愈、柳宗元在北宋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或许正是古文运动和相关古文印本书籍共同推动的结果。于是，我们亦可感受到，随着韩、柳印本书籍的大量印刷和传播，以韩、柳为代表的前代古文观念也随同这些书籍广泛传播于北宋广大士子文人当中。至于后人对于前代文人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其情形正如金元浦所说：“有些作品在其诞生之初还没有赢得专门的读者，它们彻底打破了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读者只有在逐渐发展后才能适应作品。而当先前成功作品的读者经验已经过时，失去了可欣赏性时，这就说明新的期待已达到某种更为普遍的水准。也就到这个时候，它才具备了改变审美标准的力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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