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昆体之后，太学体以矫枉过正的面貌出现：“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珍，新弊复作。”（《谢欧阳内翰书》）由于风格改变过巨，并不符合北宋文人风格渐变的审美取向，故其虽为古文，却不为当时名士所喜爱。在痛感“时文碟裂诡异之弊胜”的情况下，欧阳修“思有以救之”(8)。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生逢其时，历史也给了他们“知贡举”的机会，多种因素综合叠加起来，才最终造就了北宋中期古文运动的成功推行。
二、北宋古文理念的确立
谈论北宋古文理念的接受和传播及其最终确立，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才是北宋的古文理念以及这些古文理念的来源？
（一）北宋对前代古文作品（理念）的传播
我们说过，北宋文学是对晚唐五代以来文学的历史继承。至于北宋古文理念的由来，亦是如此。王水照说：“自赵宋立国至欧阳修及第是宋文发展的第一时期。其间又以柳开谢世（1000）界为两段。宋初40年，由于前代散文发展的惯性与当时特定文化环境的结合，孕育了五代派与复古派的相继产生，其后西昆派崛起，古文派抗衡，从而构成了宋文前期多派并峙、相映生辉的局面。”(9)
在宋文诸派当中，五代派是北宋最早的文章派别。五代派以南唐降臣徐铉为核心，其羽翼包括陶谷、张昭、张洎、李昉、李至、宗白、吴淑等北宋早期著名的文臣。五代派诸人文章各有特点，但风格靡丽，喜用骈语是其共同特色。宋初复古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则是柳开、王禹偁。与五代派相反，宋初复古派主张“以宗经尊韩相号召，倡导文风复古而力涤排偶，反对浮丽，强调文章济世致用，关注现实，主张贵实尚散，传道明心，要求语言自然平易”(10)。复古派在柳开、王禹偁相继去世以后，宋文又有新的发展。
大概在宋真宗祥符、天禧年间，北宋官方又有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为代表西昆派的崛起。西昆派“为文宗法李商隐，贵骈尚丽，讲究辞采声韵，风格富丽精工，宏博典雅，尤以气势为胜”。与此同时，民间也并行存在有以穆修为核心的古文派。穆修的文章基本上“沿溯韩、柳，风格简古自然，明白晓畅，不用涩语奇字”(11)。然而，在新一轮的骈古文较量中，古文派明显仍处劣势。具体事例就是，穆修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校订整理并募资刻印韩、柳文集，亲自在相国寺售卖，而结果并不如意。祝尚书将第二轮骈古文较量中古文派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柳开、王禹偁以及孙何等相继去世……宋初古文运动的主力队伍丧失殆尽，又没有产生足以担当领导重任的后起作家，加之柳开等人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的严重失误，于是骈文势力重新高涨，进而统治了文坛，宋初古文运动归于失败。”(12)因此，在北宋建国初期宋文派别的对抗中。尽管它们各自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立场，然而，从总体上看，宋初文章中骈体仍占上风，而用骈体写文章，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晚唐五代以来文学观念及审美风尚的惯性影响。所以，谈到北宋古文理念的由来，自然也就是对唐五代以来前人古文观念的继承。当时情形或许正如朱自清所说的那样：“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13)
既然北宋初期的古文观念是对前代古文观念的历史继承，那么它继承的是前代哪些人（或作品）的古文观念呢？柳开、王禹偁对于北宋古文创作，乃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柳开、王禹偁的古文创作所接受的基本也是韩、柳的古文观念。柳开（948—1001），字仲涂，大名人。据说，柳开从少年时起就崇拜韩愈、柳宗元，并以“肩愈”、“绍元”自命，但是此人在古文创作实践及理念方面贡献不大。王禹偁与柳开相比，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较大的成绩，其更为北宋古文复新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出于对晚唐五代以来文风的不满，与柳开一样，王禹偁也主张文章要以韩愈、柳宗元为榜样。他在《再答张扶书》一文中提出：“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由此可见，韩、柳二人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此外，从诗歌中亦可看出，王禹偁对自己的要求是，文学远祖六经，近师韩柳，而诗歌则学李杜。《玉壶清话》（卷4）载有太宗皇帝邀王禹偁侍宴琼林一事。其文载曰：
太宗独召至御榻，而诫之曰：“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禹偁泣拜，书绅而谢。
这个故事似乎说明，即便是太宗皇帝也承认王禹偁的文章应与韩愈和柳宗元同列。柳开、王禹偁之后，到了穆修等人为代表的古文派，其所接受的仍然是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观念。穆修在晚年所写的《唐柳先生集后序》中曾高度地评价了韩、柳古文的成就，并明白地讲述了自己研读和整理韩柳文章的经过。(14)
穆修以后，欧阳修接过了古文复兴的大旗，其所秉承的仍是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观念。这在欧阳修所著的《书旧本韩文后》一文中说明甚详。《神宗旧史·欧阳修传》载：“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继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15)苏轼也评价说：“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居士集序》）对此，程千帆也说：“欧阳修关于复古革新的理论上承王禹偁，下开苏轼。……在尊韩、学韩方面，和王禹偁一样，他推动韩愈的文学成就，而不同于柳开、石介，一味地着重于韩愈的道统。”(16)这也说明了，欧阳修继承王禹偁即是继承了韩、柳，也即是继承了韩、柳的古文观念。因此，总体上看，北宋对于前代古文作品（观念）接受的直接源头还是对于唐代韩愈、柳宗元古文作品（观念）的接受。因此，钱钟书说：“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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