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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141)

  第三是“以文为戏”说。郭英德等人认为尽管韩愈以“明道”为名倡导古文,但他所致力研究的是古文的形式与技巧,我以为这是符合实情的。韩文奇特,是因为其处在创作发端辟路时期,前人并无现成道路可遵循。虽则有先秦两汉古文,实际韩愈也知道完全照搬“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并不能为时人所接受。故其古文提出“陈言务去”、“以文为戏”,这些看似与其道统理论相悖的东西,实则包含了其古文革新的要旨——即古文是形式,重要的是其内容和形式技巧的革新。这是一种貌似古文的新文体的革新和创造。

  樊宗师在唐代古文作家中独标一格。他为了力去陈言,自创奇径,写了许多艰涩难解的诗文,把古文运动倡导的创新要求推向了极端。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樊文也属“元和体”之一。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评樊宗师一生写有专著75卷,文、赋521篇,诗719首,并赞叹道:“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

  对于古文如何革新,真正符合自己标准的“古文”是什么,韩愈并无十分明确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韩愈在创作了一些我们至今奉为典范的古文作品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新奇怪异的文章。这是因为韩愈的改革主旨就是“陈言务去”,探索开辟出一条适合的道路。既然不知道路为何,多方的尝试也就可以理解了。尽管有“怪异”、“恐怖”甚至是“血腥”,也是在进行古文创作探索中的必然结果。

  乱象之下,张安祖在《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中,考证韩愈未有言论反对过骈文,且韩文中也有骈文俪句,由是得出了韩愈并不明确地反对骈文的结论。他说:“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把‘古文’简单地理解为与‘骈文’相对的散体文字”。这个说法乍一听确实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韩愈文章中散文句法之外,确实用了相当的骈文俪句(36),然而我以为“扬弃”才是文章成功变革的关键,成功的文章不可能是没有继承的文章。韩愈古文的成功当然也是如此。因此,我更愿意将韩文出现的骈散交错使用的情况,视作韩愈所谓“陈言务去”、“(文)无难易,唯其是耳”等原则指导下的创作结果,看作是韩文探索道路上的有益尝试。

  与唐代韩、柳古文不同,北宋古文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与当时的五代派、西昆派对抗过程中逐渐成形的。因此,无论在古文的内质,还是古文的取法范围,以及古文的外在语言形式等方面,都与唐代古文有所不同。我并不同意祝尚书主张“唐代古文运动是开创、发轫,而北宋古文运动才是结果、完成”(37)的说法,而倾向性地认为,两者是分属不同历史时期,两次不同的古文革新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古文观念通过作品给予宋人的,除了守道崇儒的基本观念之外,更多的是古文创作的取法,文章外在形式和语言的散体、新奇等充满变革性的因素。

  (二)北宋古文观念(作品)的接受与确立

  尽管北宋初期就有了柳开、王禹偁、穆修等人对于古文的提倡,而且韩柳的书籍文本(包括印本)自五代以来也有各种版本在社会上流传。因为除了前述所说的韩柳书籍北宋印版、欧阳修所见的五代蜀本韩集以外,在大中祥符年间和嘉祐年间,社会上均有多种本子流行。大中祥符有杭州明教寺本、宜春新本、宜春旧本、饶本(38),嘉祐又有杭州本等等。

  柳开在《东郊野夫传》中自叙:“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其自号)遂家得而诵读之。当是时,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甚幼而莫有与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之。先大夫(指其父)见其酷嗜此书,任其所为,亦不责可不可于时矣。”石介也说:“介近得姚铉《唐文粹》及《昌黎集》,观其述作……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可见,当时时尚虽然在彼不在此,而真正喜欢古文的人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古文书籍版本阅读的。然而,古文派在北宋初期的影响力与五代派、西昆派相比总是稍逊一筹。待到欧阳修等人出来重倡古文的时候,双方的实力对比却很快有了改观。何以至此呢?其中定有某种因素,左右了双方胜负的棋局。这种因素既不完全等同于柳开、石介、穆修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观念,也不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古文观念的照单全收,其应有属于自己的古文观念特质。这些古文观念的特质是什么,才是我们此节探究北宋古文观念(作品)接受与确立的关键。朱自清曾说:

  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的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39)

  我认为朱自清此话说得很好。原因在于,如果韩愈是有意立宗派,那么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就不至到了晚唐就断了联系,而欧、苏是有意立宗派者,其表现就在于他们所推崇的古文观念确实是横贯了南北两宋。即便是理学兴隆的南宋,朱熹尽管坚持重道抑文的立场,反对“道自道,文自文”的文士习气,然而他也主张“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卷139),间接承认了文对于道的重要价值,这与欧阳修当年关于古文的观点颇有类似。就算是北宋那个主张“文以害道”的程颐,同样也强调说:“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语虽有浅近处,即却无包含不尽处。”(《二程遗书》卷17)这说明程颐并非主张文章是完全不讲内涵的空洞言语,这与朱自清关于“欧文主自然”、“条达疏畅”,而又“纡徐曲折”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由此,证明北宋革新派文人接受的不全是唐代流传下来的古文观念,而是宋人在传承基础上的包容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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