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代韩愈等人和北宋欧阳修等人所主张古文模仿学习的对象并非完全相同。唐代柳冕曾经慨叹“古人之文不可及矣”（《与徐给事论文书》），其意为古人之文水平是难以达到的。这样说，基本上否定了古人之文可以模仿学习。而韩愈对于古文究竟是什么，也并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但是他却为所谓“古文”的学习和模仿列出了一些榜样式的清单。韩愈认为学习古文的具体途径，是“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在《进学解》一文中，他又以其弟子口吻说：“先生（韩愈）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以上两段话叠加起来，可以看出韩愈认为古文学习要上取法于虞、夏之书，学习周朝的诰文、殷商的青铜铭文。除了儒家《五经》外，还可学习《庄子》、屈原骚赋、《史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从这一张开列的榜单看，韩愈完全否定了魏晋以来的文学作品，其古文的取法范围囿于先秦两汉经书、诸子书、史书及某些汉赋，而非魏晋以来骈体文。对于韩愈这样的古文取法，清人阮元曾概括说：“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所不选。”(34)
关于古文的取法，同时代的柳宗元也有类似的看法。柳宗元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表明，学习古文需“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从上述两段记载，我们可列出韩愈、柳宗元两人的古文取法对象如下：
韩、柳古文取法榜样清单
从此表看，唐代韩愈、柳宗元对于古文取法的认识基本上是相似的，只是由于两人的情趣个性有所差异，所以韩愈除了正统的《五经》、史书子书以外，他还更多地看重类似屈原、司马相如和扬雄三人的赋文。因为这三个人的文章以新鲜奇幻务特点取胜，更符合韩愈“惟陈言务去”这类既守道又创新的标准。柳宗元的古文取法除了《离骚》以外，更多是正统的经、史、子之类的书。由此，也造成了柳宗元的文章，尽管“力度、气势上不如韩愈，但在隽永、含蓄、深沉上却超过了韩愈”。而在语言形式上，尽管在语言形式的技巧革新和创造上不如韩愈，但柳宗元文章“相对地更重视内在涵意的表现”(35)。
至于韩、柳二人的古文观念究竟如何？郭英德等人所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有“韩愈古文说”一节，他们将韩愈的“古文”说具体概括为三点：
第一是“气盛言宜”说。以《答李翊书》为据，韩愈论述气与言之关系，言“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盛言宜”，究其根本，就是要求作者创作文章之前，其内心要有情志的充盈（气盈），不得不发。韩愈是说，作者在气盛状态下的言说，其所言无不宜。这也即是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所说的“不平则鸣”。因为外部环境对人产生了压迫，所以导致人内心不适，往往有“不平之气”欲发出。此种情况，正如内心有真情实感的人，对人叙述自己真实的内心。不管其叙述方式如何，首先要肯定的是叙述者袒露了自己真实的内心。
第二是“陈言务去”说。此一说，韩愈拿出了古文学习模仿的样板，即先秦两汉的书。强调“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在实际创作实践中，韩文却突破了局限，博取众长，扩大了古文师法前人文章的范围，“惟陈言务去”的追求为古文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一说法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气盛”之时所导致的“口不择言”、“慌不择言”或“语无伦次”。这即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向人叙述自己的儿子被狼吃了。因为祥林嫂最初叙述这事时有真情实感，的确也引发了人们的同情。但是因为祥林嫂没什么文化，每次叙述的言语选择上很单调，总是说“我不知道冬天有狼”。这样多次简单重复非但不能引起听众兴趣，继而人们的同情心也就打了折扣。文学语言与别的文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讲究修辞、美感和技巧的。否则，文学感人的目的便无法达到。韩愈此说在文学理论中就是所谓的“新奇化”、“陌生化”问题。因为自动化语言会导致文字所表达的事物不能给读者以生动形象的“质感”。所以，所谓“陈言务去”乃是从形式上解决了语言陈旧老套的问题。若要创作出好的文章，还需作者将自己对于事物的独特感受与书本获得的见识两相结合，寻求发自内心的文学语言陌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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