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宋稗类抄》（卷5）又记载道：“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如坡公岭外诗，叙虎饮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说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见饮水意，且属对亲切（一作‘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欧阳文忠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改为‘逸马杀犬于道’）。”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上）曾说：“杨文公尝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
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迭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到欧阳修对杨亿、尹洙的文才均赞赏有嘉，虽然杨忆等人创作西昆体诗文多用典故，但是只要使用恰当，并不妨碍其成为佳句。而欧阳修眼中的好文章与杨亿、尹洙在某些方面又都有类似处，欧阳修认同杨亿所云的“为文宜避俗语”。同时，欧阳修又认为“偶丽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铭》）。在与尹洙比较文章长短之时，两人对于古文的简洁要求均达到了苛刻的程度，而且两人追求优秀散文的标准又都是“语简事备”、“典重有法”。尹洙批评欧、谢两人以前所作文，主要还是说他们的文章“格弱字冗”。尹洙“简而有法”的文章创作原则对后来欧阳修的散文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朱子语类》（卷139）载：“顷有人买得他（欧阳修）《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熹所记欧公当年文字简省若此。由此可见，欧阳修古文的成功，正是根据时代的需要，通过合理学习取舍的必然结果。欧阳修是在当时古文派和西昆派人士的共同影响下，合理接受了唐代韩柳古文观念，才最终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古文理念。
有关欧阳修、石介对于韩愈不同的取法，钱钟书说：“欧阳永叔尊之为文宗，石徂徕列之于道统。”(44)此话充分地表明了欧阳修在尊韩学韩上，更看重的是韩愈的文采，而石介却忽略了韩愈的文采，更重视韩文的“道统”用途。因此，欧阳修虽然“反对批评过昆体的华靡，但并没有全盘否定西昆派”(45)。相反，对于以石介为首的所谓“泰山派”古文人士，欧阳修也有批评。如他曾经批评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好异以取高”，“不足以为来者法”。（《与石推官第一书》）
另外，欧阳修对石介的批评具体还表现在他对“太学体”的否定上。《宋史》说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梦溪笔谈》（卷9）更详载欧公抹倒秀才一事。文曰：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崄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剌，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辉。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46)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时石介任国子监直讲，名声很大。而所谓“太学体”其实与石介关系密切。普遍的说法是，石介为了适应儒学复兴的需要所提出的古文主张，成了当时太学生改革文风的理论依据。由于石介本人对于继承韩柳古文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认识，由此也使太学生在抛弃浮华骈体的同时，却走上了险怪奇涩的道路。
欧阳修对“太学体”的完全否定，说明当时以石介为代表的模仿韩文“奇崛怪异”一派的古文，并没有得到北宋中期革新派文人的接受和认可。苏轼也说：“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谢欧阳内翰书》）在欧阳修、苏轼等人看来，像“太学体”这类古文不仅不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而且应该排除在需要确立的圣朝古文之外。欧阳修等人所接受的古文观念除了从韩愈、柳宗元处继承而来，还糅合了当时文章所呈现的合理要素。对于当代流行的骈体，欧阳修不同于此前古文派的一味排斥，反而是积极予以改造。欧阳修曾说：“偶丽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铭》）又说：“其为言也，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谋；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47)而北宋的骈体散文“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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