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欧阳修曾对韩愈文集进行过整理，除了校理过旧蜀刻本《昌黎先生文集》以外，还校理过韩愈文集一个全集四十卷的足本。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8）载有“唐田弘正家庙碑”一条。文中，欧阳修称：“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及后集录古文，得韩文之刻石者，如《罗池神》、《黄陵庙碑》之类，以校余家集本，舛缪犹多。若《田弘正碑》则又甚。盖由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集，印本与刻石多同，当以为正。”（《集古录》卷8）这里所说的“家集印本”明显就是早年所见的旧蜀刻六卷残本。
至于四十卷足本。据刘真伦考证后所作结论是：“全集四十卷足本也很有特点，其编次不同于通行的李汉编次本，而接近南唐保大本，且校勘间夹有少量说明性文字，朱熹等校本曾经采用。”(78)
（2）皇祐五年（1053），欧阳修计划要将古文师友尹洙的《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镂板发行。
欧阳修在《与梅圣俞第二十八书》载曰：“师鲁文字，俗本妄传，殊不知昨范公已为作序。李厚编次为十卷，甚有条理。厚约春末见过，当与之议定，别谋镂板也。”（《欧阳文忠公集》卷149）请注意，欧阳修在这里用了“俗本妄传”字样，又可见尹洙文章早在民间有印本或抄本流传。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民间早有尹洙文学印本流传并非不可能。
目前，北宋人版印传播欧阳修本人文集作品的事例，我们所掌握的仅有：北宋宣和年间，吉州公使库曾积极出钱雕印发行欧阳修《居士集》九十九卷。《天禄琳琅书目》（卷3）载：
《居士集》八函六十四册。宋欧阳修著，九十九卷。……前宋祝庇民《序》。祝庇民列衔为迪功郎士曹掾兼户曹及管左推勘公事。序后又列朝散大夫知军州兼管内劝农借紫金鱼袋方时可、朝请郎通判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赐绯鱼袋周诜、从事郎司仪曹事监方荐可诸贤名，卷五十后载：“吉州公使库开到《六一居士集》计五十卷。宣和四年九月记。”又列迪功郎司士曹事郭嗣明、迪功郎司兵曹事监曹尹、迪功郎刑曹掾监洪知柔诸衔名。庇民《序》称太守陈公尝以公帑之余刻《居士集》五十卷。观者犹恨未为全。……考《吉安府志》载：“宋徽宗宣和三年至五年知州事者为陈诚，六年继其任者为方时可。则序中所称太守陈公即为陈诚，序后所列衔名盖时可同官，卷五十后所列衔名盖城同官也。城与时可世系里居志亦未载，而核其官稽其时寔两相吻合则书之为北宋刊本，信有征矣。收藏诸印无考。”
以此可知，这本流传下来的北宋本《居士集》，其准确的刊刻时间大致在北宋宣和三年至六年之间。尽管欧阳修本人文集在北宋流行的具体情况现在已无法完整复原了，但是北宋古文革新派作者的印本书籍作品的梓行情况，以现有资料仍可粗略地绘出一张表格。
续 表
根据这张《北宋古文家印本书籍表》，应该说，韩愈与欧阳修等人印本作品的广泛传播，客观上对古文革新运动的贡献在于此类书籍文本以集团化形式得以传播，大大加速和催化了新古文作品和新古文创作理念的流行。
当然，欧阳修以古文出名，优秀的创作成绩也是其古文理念得以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我们由此可以确定下欧阳修文章闻名鼎盛的时间，这个时间最重要的是至和元年（1054）他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我们知道，唐宋两代得以参与修国史是一项无上的荣誉，也代表了其人的史学及文学水平在当时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可。在修《唐史》之前，欧阳修曾参与修撰过《崇文总目》，又于庆历三年与王洙等人共同编修了《祖宗故实》。可见，其史才早在庆历三年已为北宋朝野所认可。然而，《新唐书》的修撰却与以往有所区别，因为欧阳修此时已经成为了史书修撰的主力，成为史书“文从字顺”、“文约事详”、“简而有法”写作标准的制定者(79)，而非一个简单的参与者。
欧阳修自中进士后，即到洛阳任职。按《书旧本韩文后》一文所说，他正式开始古文创作也就在此时。根据《长编》、《续资治通鉴》的文字记载，可以勾勒出欧阳修此后一系列得以列入史书的事迹。
（1）《长编》（卷114）载，景祐元年六月，欧阳修及尹洙置之馆阁，乃枢密使王曙所荐。
（2）《长编》（卷118）载，景祐三年夏四月，“戊戌，贬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为夷陵县令”。
（3）《续资治通鉴》（卷41）载，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监筠州税余靖监泰州税，夷陵县令欧阳修为光化（军乾德）县令，帝谕执政移近故也”。
（4）《续资治通鉴》（卷42）载，康定元年六月，“辛亥，复权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为馆阁校勘。始，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辟修掌书记，修以亲为辞，且曰：‘今豪杰之士，往往已蒙收择，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之士，未得出门下也，宜少思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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