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界定，此类书籍印本若归为“文学”一类，那么它们就是物化的作品，只不过与此前的作品相比，它们有了更新的物化形式——印本。若以作品对于文学的影响而言，其势必又要涉及读者、作者，还有世界之间的关系。假若我们能把“世界”一词理解得更为透彻的话，那么它就包括作者和读者共同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由作品、读者和作者三者共同营造的文学氛围与环境。如此一来，作品对于其他三方面要素所构成的影响，才有可能催生新的作品，萌发新的文学现象，进而推动文学的发展。这样一来，有关印刷术与文学的关系，就要牵涉到历史学、文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现象学、阐释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而若要切入这样的研究，更需找到一个较为妥当的切入点。然而，着手这类学科交叉的文学研究实非易事。由此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对于“宋代文学”和“宋代书籍印刷”的研究大都局限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其研究路数通常也在这两条线索上游走，要么从史学角度探讨宋代雕版印刷的出版状况，要么在文学上探讨宋代的文学样式和流派，以及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北宋古文运动。而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通常各循其路，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交叉和综合汇聚。总体来看，如今可以目见的是《浅论宋代出版对宋诗的影响》(2)、《印刷术の普及と宋代の学问》(3)等这类与印刷术相联系的研究文章。
一
在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结合文学研究相关理论知识的运用，我们以为要完成“印刷术影响文学”的研究任务，需在以下两个方向做出努力：一是从“文学社会身份与文化功能”(4)的角度，具体梳理或描述文学印本由生成至接受过程中的具体生态。二是要对这一问题做出“交叉与转化”的研究，探究文学作品影响读者，催生新一轮创作的具体样貌。
就第一种研究方向而言，文学一旦以印本的方式进入社会，它便具有了某种“社会身份”。因为“某种文学如果仅属于个体而与社会无缘，也就必然与‘历史’无缘”(5)。文学这种社会身份的获取，既取决于创作者已有的社会影响和作品的优劣高低，又取决于主持作品刊刻者（官府、民间组织或个人）出于读者与市场需要或其他各种出版目的所做出的选择。文学身份不同，其在社会中的传播方式和社会覆盖面也会不同。类似李白、王维这样上流文人的诗歌作品与敦煌遗存众多无名氏的诗歌作品相比较，其处于京城及贵族上层的文学创作与传播，与处于偏僻敦煌的文学创作与传播，在当时社会中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所达到的社会影响定是有所不同。这里，我们以杜甫诗歌为例。杜诗在宋代曾有所谓“千家注杜诗”的情况，当时各家所注杜诗也纷纷结集刊刻发行。这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1）杜甫作为唐代诗人的代表，经过中唐至北宋的历史沉淀与梳理，其作品美誉度、忠君爱民形象共同造就的社会影响，促成其文学印本的大规模印行；（2）民间大众群体，尤其是文人群体确认了杜诗的价值与审美教化功能，导致杜诗在官方和民间都有较大的需求空间，从而促成杜诗印本得以优先且大量地刊刻。
基于上述认识，这项研究就要在确定文学社会身份及文化功能的同时，特别关注印本文学在某种社会历史中的运行方式和运作机制，以文学印本的“活生态”揭示印刷术对文学的影响。
至于该项研究的第二种方向，所谓“交叉与转化”的研究，其实就是运用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具体探究印本作品中文学意象(6)的生成，以及诸多文学意象如何通过作品传播，实现受众的文学接受与审美反应，进而催生出新一轮的文学创作过程。
以现象学的观点，印本书籍作为文学的载体，同样依赖人们丰富的想象能力实现作品客体的再现与表现，那么文学印本也就必然成为影响作者审美创作“意象”的源头之一。按照波兰哲学家英伽登的作品层次学说，印刷符号并不是作品新的层次，它们只是在其典型形式中被把握的并且自动地伴随着一个它们所标示的语词声音的听觉意象。阅读时，人们通常感知不到个别的字母，而是“完整的词”，因为视觉阅读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典型的语词形式，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印刷上的错误。(7)这里所谓“典型的语词形式”，是指那种足以指向某种意义、由语音与文字符号结合构成语词的典型形式。譬如，中国古诗词中某些构造意境的，诸如“缺月”和“疏桐”、“孤鸿”和“沙洲”（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之类的语词意象，这些语词的相互搭配组合会在进一步的阅读理解中，指向某种特定含义，借以表达作者在特定情境中的情绪。因此，作品阅读的第一个基本过程，首先是将书写（印刷）符号作为“表现”，即意义的载体；其次，语词的声音与书写符号交织在一起，两者在语词的典型形式中被理解，即两者作为“语词躯体”的两个方面，其理解是同时发生的。在理解语词声音时，人们就理解了语词意义，同时积极地意指这个意义。这样一来，语音与符号两者结合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第一层次——语音层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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