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战事到了徐温、徐知诰执政期间，逐渐缓和下来。徐温开始推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注意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他与吴越达成“休兵息民”妥协，很快结束了吴越战争。在吴、越的影响下，闽、楚、南汉、荆南等南方诸国的执政者都相对恪守“保境安民”的策略(49)。史载，李昪曾告诫儿子李璟说：“善和邻好，以安祏为意，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之覆也。”（《钓矶立谈》）吴越王钱镠在《与董昌书》中则说：“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作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也。”（《吴越备史》卷1）他响应徐温休兵息民的建议，停止了对吴的战争。于是，吴、越两国在公元919年无锡之战后战事基本平息了下来。
自此以后，南方诸国总体上保持了政局的相对稳定。江南诸国，前蜀、后蜀、南唐、吴越、闽等，政权更迭都相对平稳，民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这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入。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相对安定平和的环境，移民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技术和劳动力。劳动力的增加以及技术的更新使成本下降，反过来又更刺激了经济的活跃发展。
事实上，在五代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北方人口只有一百多万户（包括北汉三万五千多户），北宋平定南方诸国，又得二百三十多万户。当时南方人口已经超过北方二倍，这是五代移民大量南迁的结果。北方的移民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和技术的南移，南方的经济发展日益超过了北方。(50)
移民的南迁的同时也伴随着士人的南迁、文化和书籍的南迁。据史料记载，当时北方一些著名的文人雅士都选择了南迁。如有我们熟知的晚唐诗人罗隐迁入吴越，而韦庄则入了西蜀。即使是南方相对落后的闽国，唐末北方衣冠避地于此的也甚多。如后唐宰相王溥之子王淡，杨陟从弟杨沂，知名进士韩偓、徐夤等人皆入闽国。冻国栋说：“比较唐前后期儒学、文学人物（包括诗人和散文作家）、进士等文人籍贯、地域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南北方不同地域内各类文人的数量在唐前、后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个基本的倾向是籍贯属北方的各类文人学士对南方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在中唐后已逐渐丧失。”(51)
《圣经》有言说：“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与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有很大关系，也与北方的持续战乱有关。梁肃《吴县令厅壁记》记载：“自京口南，被淛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文苑英华》卷804）冻国栋因此解释道：“这些移入的人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居民结构，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吴县一带，唐中后期直至五代，福建、岭南、江西一带进士文人的辈出与北方士大夫的南迁有着密切关系。……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北方士大夫及其家庭的南迁，对移居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迁具有启蒙和推动作用。”(52)
这一时期，一些有见识的南方皇帝也借北方战乱、移民大量迁入的机会，大肆网罗人才，巩固自己的势力。兹取数例以证其实。
《十国春秋》（卷78）载：“是时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广陵杨氏称吴，南海刘氏称汉，长溪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骋好，咸以龙衣、玉册劝王自帝，王（钱镠）笑曰：‘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中，又踞吾于上邪！’却之不纳，而诸国主亦无不以父兄事之。王负知人之鉴，尊贤下士，惟日不足。名其居曰握发殿，取周公吐哺握发之意。常使画工数十人居淞江，号鸾手校尉，伺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时，画工以貌奏，王睹而叹曰：‘面有银光，奇士也。’实时召见。幕客罗隐雅好讥评，虽及王微时事，怡然不怒，人咸称其宽大。……”
《十国春秋》（卷73）载：“廖匡图，虔州（今江西赣州）虔化人。父爽，事镇南军留后庐延昌为将，延昌表于梁，授爽韶州（广东韶关）刺史。武穆王时为广南所攻，举族来奔，部曲随至者数千人。王以其豪而众多，将拒不内。或谏曰：‘廖者料也，马得料必肥，是家国强霸之兆，何拒为？’王遂遇以恩礼，表爽为永州刺史。”(53)
《十国春秋》（卷75）载：“邵岳，京兆人。唐末大乱，挈家来湖南。彭玕刺史全州时，辟岳为判官。会贼鲁仁恭寇连州，迁岳国子司业，知州事，遂家于桂阳……”
《十国春秋》（卷75）又载：“朱葆光，其先京兆人，徙家南阳。朱氏篡唐，葆光与颜荛、李涛辈复携家来湖南，侨居潭州。每遇元会、长至节，必整衣立南岳祠前，北望号恸，殆二十年。后涛归中原，葆光遂卜筑衡山，家焉。长沙既陷，子昂入宋，官工部侍郎。昂少与熊若谷、邓洵美同学，时朱遵度号朱万卷，因目昂为‘小万卷’。荛亦没于湖南，常自草墓志，以序交游之得失。”
《十国春秋》（卷85）载：“蒋勋，晋吴郡太守枢之后也。唐末避地婺州之东阳，仕□王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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