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由于编纂时间靠后，南唐旧臣老儒年龄老化，故去甚多，而北宋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量涌现后，南唐旧臣参与人数才有所减少。如杜镐，《东轩笔录》（卷1）载曰：
真宗天纵睿明，博学文学，尤重儒术……杜镐以博学，尤承眷礼，晚年苦肺疾，累乞闲地，真宗不允，至数年加剧，又于便坐恳述。真宗曰：“卿自择一人学术可以代卿者。”镐于是荐戚纶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请而卒。
据查考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广记》基本为南唐与后周入宋文臣的组合。《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几乎是同一批人共同参与编纂的。其编纂者中陈鄂曾为后蜀教授(107)，入宋后撰有《开宝通礼》二百卷。其余人等主要为后周、南唐文臣。《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人员组成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前朝老臣大为减少，而本朝进士文臣数量大为增加。(108)如《文苑英华》编纂苏易简，其父苏协虽为后蜀进士，但苏易简本人却是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入仕。
在这些人当中，陈彭年是个例外。他虽是雍熙三年中的进士，然在南唐时期，他就已师事徐铉，有为南唐朝廷所用的事实（《隆平集》卷6），故清人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时，将其列入南唐臣子行列。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5）也载曰：“陈彭年字永年，生抚州，十三岁著《皇纲论》万余言，为江左名辈所重。”
南唐文臣入宋参与修撰项目表
附注：
部分文臣生卒年源自姜亮夫纂定、陶秋英校《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
综述而言，由于南唐、吴越、西蜀等国拥有丰富的书籍、文人、刻工、纸墨，南方印刷文化的发展以及其最终并入北宋王朝，加速了南北方以书籍印刷为主导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于是，北宋的书籍刊刻也随着南北方印刷文化的融合而迅速发展起来。如前引《长编》（卷27）记载，雍熙三年宋太宗将南方著名文臣用于许慎《说文解字》的编撰校勘，目的就是模印并颁行天下，使学者学问有所依据。而类似这样的举措尚不止于此。
吴 越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因为它秉承晚唐印刷技术而来，又奠定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吴越国是这一时期南方具有印刷文化传统的重要国家，由于其保土安民的国策，对中原正统强国纳贡称臣，加之与书籍印刷相关的文化移民的涌入，从而导致晚唐延续而来的书籍刊刻文化在这一地区得以平稳发展，并为北宋时期的书籍刊刻准备了从印刷书籍母本到书籍校勘、印刷人才及技术的条件。
作为南方诸国的重要代表，吴越国自唐景福二年（893）钱镠开始兼并浙东算起，至钱俶纳土入宋，共存在了86年。这其间，吴越国的文化建设也达到相当程度。吴越国在钱氏治理下，政治上相对比较安定，经济繁荣。国内人才济济，南北文士荟萃，文艺也称盛一时。
吴越国与南唐、蜀国不同，因为它一直恪守保境安民、视中原政权为正朔，贡奉中原，听其号令的政策。欧阳修《新五代史》由此也说，钱氏有改元而无称帝之事。吴越自钱镠建国，就一直没有称皇帝，而是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中原的封号，直至最后纳土入宋。因此，吴越国存在期间，许多文化活动均与其国策有较大关系。
《册府元龟》（卷608）载，后唐朝臣“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于是萌生了将儒家经典校定雕版印行的想法。这或许确有其事，或许也说明中原印刷儒家书籍的灵感来源于南方。因为早在中原刻印《九经》等儒典之前，南方吴蜀等地的书籍印刷业，无论在印刷种类和印刷数量，均优于中原北方。这方面，吴越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求自保，吴越国习惯于向中原政权示好，即所谓“效恭顺，国祚克永”（《十国春秋·序》）。在这样的国策之下，吴越与中原之间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藩主贡奉的关系。随着吴越与中原之间人员、货品的往来输入，其书籍印刷文化也得以相互交流。
当时，后唐冯道、李愚等人从吴、蜀的板印经验中，得到了刻印《九经》的灵感。因为中原有注重经学的传统，冯道等人认为“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册府元龟》卷608）。我不知道冯、李等人何以如此认为？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可能不完全如此。
原因之一，《十国春秋》（卷78）有这样一段记载：宝大二年冬十月，镇海镇东留后王子传瓘、中吴军节度使王子传璙各贡唐（后唐）锦绮千件及九经书史四百二十三卷，又贡佛头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婆萨石蟹子四、空青四。
关于钱越王贡奉“九经书史”的记载，除《十国春秋》（卷78）外，较早见于宋代的《册府元龟》当中。《册府元龟》（卷169）载：“十月，两淮钱镠、留后钱元瓘、苏州节度使钱元璙，各贡进金银锦绮数千件、御服犀带、九经书史汉唐书共四百二十三卷。”
在宝大二年钱越王贡奉后唐的礼物中，有“九经书史汉唐书共四百二十三卷”。宝大二年是925年，钱镠执政时期内。结合五代十国时期的书籍印刷事例，我认为钱越王当时送给后唐的《九经》等书籍应当不是手抄卷，而是雕印本。原因是，吴越国在宝大二年送后唐《九经》等书籍四百二十三卷，当是贵重礼物。什么样的书籍会如此贵重呢？我认为，以《九经》等书的部帙巨大程度，手抄并不稀奇。唯有是当时罕见的雕印本，才能称其为贡物。否则，后唐自可请人抄写《九经》，不劳吴越贡奉。而我认为，当时后唐定然早有手抄卷的九经书史等书籍。因为在印刷之初，手抄本仍是社会上最普遍的书籍形式，而唯有雕印书本才是稀罕物。此外，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吴越贡奉书籍的时间：宝大二年（925）冬十月。此时间相当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在吴越国宝大五年时，后唐才改元长兴。也就是说，如果《册府元龟》、《十国春秋》的记载属实的话，当冯道、李愚等人于后唐长兴三年（933）二月决定国子监雕印《九经》之前，吴越国可能早已有了《九经》印本书籍，并且其《九经》印本的品质还足以成为钱越王讨好中原的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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