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在刻书之初需要具备前期的书籍搜集工作。五代以来的书籍搜集积累为宋人后来的书籍刊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广泛书籍的积累，带来的好处就是宋人在编撰书籍之时，都有不同的本子可以参考、比对校勘，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古本之真、事实之真，确保了校雠书籍内容上的高质量。
第二，宋代编撰刊刻书籍，对于编撰、校勘人员的选择配备都比较慎重。像《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之类书的编撰校勘自不必说了，所用人均为当时水平最高的文人学者，其人数之多，历时之长，有史可鉴，有目共睹。
宋代慎选编撰校勘人员的情况，从宋太宗时期就已开始了。太宗在校正经疏时，为了杜绝滥竽充数现象，选用了像杜镐、张洎、陈谔、邢昺等这类“博贯九经之士”负责校正编纂。《续资治通鉴》（卷20）载：“初，李至判国子监，校定诸经音疏，荐‘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刊正，除去舛谬。’太宗从之。镐，无锡人；颐正，封丘人。丁丑，帝访群臣通经义者，至复以颐正对，即召颐正至后苑，讲《尚书大禹谟》，赐五品服。它日，谓辅臣曰：‘颐正讲诵甚精，卿等更于班行中选经明行修之士，具以名闻。’……”(70)
至于其他事例，我们又可以端拱元年国子监校勘《五经正义》为例。据《玉海》（卷43）记载，其中《诗经》校勘的情况具体如下：“李觉等五人再校，毕道升等五人详勘，孔维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献。”（《端拱校五经正义》条，影印本八一三页）校勘的各个步骤分别由不同的专家级人士分工负责完成。宋代官方校勘刊刻书籍的审慎态度可窥一斑。
到了宋真宗时，为了保证书籍质量，又开始以考试的办法来选调校勘人员。《长编》（卷53）载，咸平五年十二月，“上以龙图阁及后苑所藏书籍尚多舛误，欲重加雠对，甲申，诏流内铨于常选人内择历任无过、知书者十五人以闻，命吏部侍郎陈恕、知制诰杨亿试之，于是得馆陶尉大名刘筠等七人，给本官俸料，大官供膳，就崇文院校之，踰年而毕，并授大理评事，秘阁校理”。
又，《续资治通鉴》（卷20）载，咸平元年正月戊寅，真宗皇帝“御崇政殿，召御龙直二百七十余人，阅试武艺，迁擢者二十六人”。此处所选擢的人员，即是校勘编撰人士。当时，真宗由太宗朝的经验，开始用“阅试”来迁擢编撰校勘人员，凡26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在校三馆书籍时，官府对被选拔者编纂校勘人员进行了初试和复试，以确保选拔质量。另外，《宋会要辑稿》又载，咸平二年（999）闰三月，真宗诏：“三馆写四部书一本来上，当置禁中太清楼，以便观赏。崇文院言：‘先准诏写四部书一本以备藏于太清楼，今未校者仅二万卷。’真宗曰：‘如龙图阁所藏书，朕尝阅览，其间尚多讹舛。大凡雠校，尤须精至。可特诏委流内铨于常选人中择历任无过知书者以闻。’又命吏部侍郎陈恕，知制诰杨亿同试诗论各一首于银台司。第其优劣，得前大名府馆陶尉刘筠，前陈州宛丘尉慎镛，前均州郧乡尉沈京，前寿州安丰令张正符，前蔡州上蔡尉张遵，前光州固始尉聂震等六人。又诏有司推择，再得四人，亦命恕等考试。得前舒州桐城簿王昱凡七人，并令于崇文院校勘，给本官俸料，太官供膳。”（《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由此可见，宋代官府选调编撰校勘人员的慎重再三。除此而外，《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又有一例，记载了地方上选拔校勘人员的严格程序。文曰：“十二月，诏枢密使王钦若都大提举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又令吏部铨选幕职、州县官有文学者，赴三馆、秘阁校勘书籍。……因命吏部取常选人状，先试判三节，每节百五十字以上，仍择可者，又送学士院试诗、赋、论，命入馆校勘。凡三年改京朝官，京朝官亦有特命校勘者。京官校勘，若三年，皆奏授校理。”(71)
第三，宋代规范了编校工作的流程，严格限定工作程序和具体的操作方法。
咸平二年（999），宋真宗对宰臣说：“近闻图书之府，甚不整齐，假借之余，散佚尤多；兼雠校不精，传闻差误。自今差官校勘及掌书史，卿等严行约束，杜绝因循。”
《长编》（卷85）又载，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真宗要求校勘详校，用“计课”的办法来确定校勘人员的工作量。文载曰：“既别建外院，重写书籍，彭年请内降书本，选官详定，然后抄写。命馆阁官及择吏部常选人校勘。校毕，令判馆阁官详校，两制内选官覆点检。又命两制举服勤文学官五人覆校。其校勘、详校计课用秘书省式，群官迭相检察。每旬奏课及上其勤惰之状，疑舛未辨正者聚议裁之。诏可，惟覆点检官之职，命覆校勘官兼之。”
大中祥符八年，官方设置了编校局。《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但职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间，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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