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台故事》（卷2）载：“景祐二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国子监颁行。……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皆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会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差舛，请行刊正，因诏靖及王洙取秘阁古本校对，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版，以从新校。然犹有未尽者，而司马迁、范晔史尤多脱略，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正舛谬云。”
《玉海》（卷43）载：“咸平元年正月丁丑，刘可名上言诸经板本多误，上令择官详校。……九月辛亥，命侍讲学士邢昺与两制详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文字。先是，国子监言：‘群经摹印岁深，字体误缺，请重刻板。’因命崇文检详杜镐、诸王侍讲孙奭详定。至是毕，又诏昺与两制详定而刊正之。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诗》重刻板本，仍命陈彭年、冯元校定。自后九经及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
《玉海》此处所言的咸平元年正月，国子监确曾呈上《乞令杜镐等重加勘正诸经文字奏》。其奏曰：“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深虑未副仁君好古诲人之意。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专详。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勘正，除去舛谬。”（《长编》卷43）
事实上，问题的每一次出现和弥补，都在不断地完善着北宋官方书籍印刷制度，也使印书质量得到有效的保障。按《玉海》（卷43）所记，为了保证儒典的正确无误，国家规定“自是九经及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更有甚者，北宋朝廷还将“刻书无误”著成法律颁行。此事源于一段记载，《续通鉴》载：“时判部青州燕肃，言旧制，集书吏分录，字多舛误，四方覆奏，或致稽违，因请镂版宣布。或曰：‘版本一误，则益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误可也。’遂著于令。”这件事情记录的是，天圣二年（1024）十月，判刑部燕肃上言，要求将原来由书吏抄写的敕书，改为镂板印刷。原因是书吏抄写“字多舛误，四方覆奏，或致稽违”。此项动议在此之前曾由寇准提出来过，但当时有人担心一旦误刻会导致全盘皆误，坚决反对此项动议。由此，《长编》（卷61）记载，景德二年九月，判刑部慎从吉言：“自今遇有赦文颁下，请差三司、馆阁、官告院吏笔札精熟者书写，每本著其姓名，集审刑详议、大理详断官校读，错误者罪之，仍请令中使监莅。”诏可。此时建议再次提出，由于宰相王曾的支持，并提出将“勿使一字有误”著于法律，动议最终得以通过。此后，官方的赦书、律令等才得由刑部“摹印颁布”（《长编》卷102）。
从太祖建隆初至仁宗年间这段时间北宋主要编撰刊书情况来看，再结合北宋的相关史书典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北宋印刷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些特点：
第一，北宋书籍多以官刻为主（或书籍刊刻需要得到官方认可），且刊刻须经过一个较为严格的程序。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五经正义》的刊刻。从选本、校勘到最终雕印，经历了一套严格的程序。校勘至雕刻又经历了多次反复，直至符合官方的要求方可。《玉海》（卷43）记载了《五经正义》的校刻过程，其各经都要经过校勘、详校、再校等多道程序。《五经正义》从端拱元年（988）开始校勘，到咸平二年（999）全部完成，总共花费了近十二年的时间。
应该说，宋人对于编撰刊刻书籍态度是十分谨严的。通常情况是一旦发现有问题的书籍，官方就亟令不得出版。相关例证有：
（1）太平兴国八年吴铉献复位《切韵》，鄙陋甚，诏尽索焚之（《长编》卷24）。
（2）咸平五年《三国志》、《晋书》、《唐书》校勘完毕，送国子监镂板。因《唐书》浅谬疏略，遂命官别修，不令刊板（《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3）蒲宗孟左丞，因奏书请官属赏，神宗曰：“所修书谬，无赏。”宗孟又引例，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礼进曰：“修书谬，仪鸾恐不预。”上为之笑，赐帛乃得请。率然一言，而当于理。(69)
（4）《玉海》（卷43）载：“五代始用木板摹六经。太宗朝又摹印司马班范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板讹驳。初不是正，而学者无他本刊验。司马范诸史尤多脱乱，其后不复有古本可证。”
（5）咸平六年，宋白等上新修《续通典》凡二百卷，目录二卷。时论此书重复，遂诏令藏史馆，不得传布。宋人编撰刊刻书籍，审慎态度于此可窥一斑。
尽管初期的书籍刊刻中有某些失误，然而随着宋人对书籍的校勘和刊刻确定了较为严格的规范和质量要求，印本的质量开始稳步提高。这些规范体现在宋人编撰刊刻书籍的各个环节当中，值得我们加以研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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