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翰楼书本卷末有“秘书监知应天府兼留守司周起印行”。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考：周起，字万卿，淄州邹平人。咸平元年（998）进士，历仕诸军州。
《长编》（卷179）载：“至和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欧阳修言京师近有雕布《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从之。”
看了以上表格，我们不禁有所疑问，或许是年代久远导致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够丰富，或许如今保存的事实就是如此真实地呈现了当年书籍刊刻的真实状况。总之，据现有材料看，北宋官方刻书的种类，远没有达到南宋所拥有的丰富程度。其中除了时代有待进步的原因，还与北宋官方对印刷业的掌控有相当关系。
《清波杂志》（卷7）载有一事，曰：“宣和奉使高丽，诏路允迪、傅墨卿为使介，其属徐兢，仿元丰中(89)王云所撰《鸡林志》为《高丽图经》，考稽详备，物图其形，事为其说，盖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历阳，虽得见其图，但能抄其文，略其绘画。乾道间刊于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图亡而经存，盖兵火后徐氏亦失元本。《鸡林志》四十卷，并载图信所行遣案牍，颇伤冗长。时刘逵、吴拭并命而往，是行盖俾面谕高丽国王颙云：‘女真人寻常入贡本朝，路由高丽。如他日彼来修贡，可与同来。’颙云：‘明年本国入贡时，彼国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结约(90)，兹为祸胎。”据说，徐兢撰成《高丽图经》四十卷呈上，徽宗览书大悦，召对便殿，赐出身，擢大宗正丞，兼管书学。然而，徽宗并未将之刻印成书。这本图经后来结果如何呢？又据徐兢之侄徐蒇所为《高丽图经序》云：“仲父既以书上御府，其副藏家。靖康丁未春，里人徐周宾借观，未归而寇至，失书所在。……仲父尝为蒇言：‘世传予书，往往图亡而经存。余追画之，无难也。’然不果就。嘻，盖棺事已矣！姑刻是留澄江郡斋，来者尚考焉。”按：此序作于乾道三年，时蒇任权发遣江阴军主管学事。以上记载表明，北宋朝并不鼓励（或不热心）刊刻这类书籍。异国图经尚且如此，本国图经自然也不会例外。
许多南宋刻印的书籍种类，北宋都没有或少有刊刻。譬如：武学兵书、政府公文、奏议、地方志等。北宋基本上不允许武学兵书刊刻印刷，因为刊刻就意味着有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没有刊刻，也就在源头上取消了大量传播的可能性。据《长编》（卷241）载曰：“熙宁五年十二月，诏赐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略》、《风角集占》、《四路战守约束》各一部，仍令秦凤路经略司抄录。”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兵书属国家机密，不便印版，所以才用抄录法。
北宋时期，官方关于刊刻的禁令多有发布。官方禁令的发布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刻书业的发展。景德三年四月己亥，真宗皇帝发布《禁天文兵书诏》曰：
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防奸伪。顾兹群小，尚或有违，将塞异諯，宜惩薄俗。两京、诸路管内，除准敕合留阴阳卜筮书外，应玄象器物、天文星算、相术图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兵书、先诸家历算等，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释其罪，令官吏当面焚毁讫奏。限满不首，隐藏违犯，并当处死；内有私为诳惑、言及灾异情理重者，当行处斩，论告者赏钱百千。逐处有星算术数人，并部送赴阙，令司天监试验安排，瞽者不在此限。(91)
《长编》（卷266）载：“（熙宁八年秋七月）诏以新修《经义》付杭州、成都府路转运司镂板，所入钱封桩库半年一上中书。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许人告，赏钱二百千。从中书礼房请也。初，进呈条贯，监司失觉察私印及鬻之者，当行朝典。上嫌其太重，命王安石改之，安石谢：‘诚如圣旨，乃臣卤莽，不细看所奏之罪也。’”
至和二年，欧阳修曾上《论雕印文字札子》(92)，其文曰：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佰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以上事例至少说明北宋一直以来对书籍雕印有所限制，而欧阳修上呈札子的原因则是感到禁印令还不够严格，所以请求朝廷进一步规范雕印，将议论时政、非后学所需的诗文典籍一并列入禁印之列。
北宋王珪曾有《华阳集》六十卷，其集最后由其子王仲修依诏表进，刊刻传世。宋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下）载：“大观二年（1108），诏故相岐国王公之家以文集来上，其子朝散大夫、管勾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上护军仲修等表进之，许光凝为之序。”许光凝在《华阳集序》中云：“家集既奏御，且镂板以传世。”这个事例说明，元祐党禁以及有关个人文集中触及时政、奏议等因素，北宋官方一直以来对于文人臣子的私人文集诗集均有严格的控制。据记载，党祸之后，唐庚由岭南贬谪回归京师后，有人尝请其刊刻流传其所著文章。时唐庚心有余悸地答道：“予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谤。可一览而足，何必丐而去也？”(93)而王仲修出版其父王珪的集子则是在得到了皇帝的首肯之后方能刊行，故许光凝序言说：“家集既已奏御，且镂板以传世。”总的来说，北宋时期的刻书禁令，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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