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禁止印刷、流传涉及军事、边防、时政以及国家机密等类的图书、文字。
根据《宋会要辑稿》所录，兹取北宋的此类雕印禁令列举如下：
天圣五年（1027）禁令曰：“中书门下言，北戎和好已来，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榷场商旅往来，因兹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稳，诏令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版，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讫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
康定元年（1040）禁令曰：“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讲边机文字，镂版印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奏闻。”
元丰元年四月诏曰：“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长编》卷289）
熙宁二年（1070）禁令曰：“监察史里行张戬言，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
元祐五年（1090）禁令曰：“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当时一缗等于1 000钱），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后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仗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94)
《长编》（卷459）又载元祐六年六月事。其载曰：“是日，三省、枢密院同奏事，得旨：‘《神宗御集》已赐外，更不颁。初编成九十卷，四十卷系边机，更不印赐。’始议文臣待制、武臣观察使已上皆赐，及是，先赐二府各五十卷。韩忠彦谓吕大防曰：‘遍赐非便。五十卷中犹有机事及峻斥大臣者，复赐其人不可。’大防欲再删削减卷以赐。既进呈，太皇太后曰：‘不赐何如？’王岩叟曰：‘不赐更好。’忠彦亦云，遂定。”
徽宗大观二年（1108）禁令曰：“访闻虏中多收藏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例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凡赎卖、藏匿、出界者，并照铜钱出界法罪赏施行。”
以上记载充分说明，北宋文禁的客观存在，尤其是一些与国家机密相关的文本书籍印刷，国家对其控制甚严。然而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北宋文禁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时有张弛的。政治气氛不同、时局变化，文禁的执行情况也会有变化。故《桯史》（卷2）载曰：“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
（2）禁印、流通违背儒学经义，违背正统释、道教义的邪说或异端书籍，禁印“诲盗”的反书。
兹又列此类禁令如下：
大中祥符二年（1009）禁令曰：“下诏谈非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已镂版文集，令转运择官看详，可者录奏。”
景祐二年（1035）臣僚上言：“驸马都尉柴宗庆印行《登庸集》中词语僭越，乞毁印版，免致流传，诏付两制看详，闻奏翰林学士章得象等看详，《登庸集》词语体制不合规宜，不得摹版传布，诏宗庆悉收众本，不得流传。”
崇宁三年（1104）中书省尚书省勘会：“近据廉州张寿之缴到无图之辈撰造《佛说末劫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虽已降指挥，今湖南北路提点刑狱司，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闻奏。其民间所收本，限十日赴所在州县镇寨缴纳焚讫，所在具数申当书省，窃虑上件文字亦有散在诸路州军，使良民乱行传诵，深为未便。诏令刑部实封下开封府界及诸路州军，仔细告谕民间，如有上件文字，并仰依前项朝旨焚毁，迄具申尚书省。”
政和四年（1114）禁令曰：“开封府奏太学生张伯奋状奏乞立法禁止《太平纯正典丽集》，其间甚有作伪，可速行禁止，仍追取印版缴纳，诏已卖在诸处者许限一月缴纳所在官司缴尚书省，如违杖一百，赏钱五十贯许人告。”
政和四年八月禁令诏曰：“河北州县传习妖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有印版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
大观二年（1108）苏棫上言：“诸子百家之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今之学者程文知晷之下，未容无忤。而鬻书之人急于锥刀之利，高立标目，镂版夸新，传之四方。往往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忘本尚华、云道逾远。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尚有可传为学者，或愿降旨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宋会要辑稿》第16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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