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乌台诗案中，当年舒亶等人控告苏轼讥讽朝廷的罪证就是数册来自民间的印本。《乌台诗案·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云：“检会送到册子，题名是《元丰续添苏子瞻钱塘集》全册，内除目录更不抄写外，其三卷并录附中书门下。”又监察御史何正臣札子云：“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世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世者进呈。”可见，当时民间所刻有《续添苏子瞻钱塘集》等书。当时舒亶等人除了进呈《续添钱塘集》印本外，还选了当时苏轼诗文“印行四册，谨具进呈”（《乌台诗案·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
徽宗时期，苏轼等309人被列入“元祐党籍碑”，崇宁二年（1103）四月，徽宗曾下诏：“苏洵、苏轼、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做《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100)甚至包括司马光奉诏修撰的《资治通鉴》也险些被禁。
《清波杂志》（卷9）载：“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复敢议毁矣。毁《通鉴》非细事也，诸公未有纪之者，止著于《了斋遗事》中。国子监旧有安定胡翼之祠，诏圣初自为博士，闻于朝，撤去。”
宣和五年（1123），官方又下令士人不许传习元祐学术，不许传播苏、黄诗文，各地皆毁苏、黄集板。(101)此等禁令直到靖康元年二月壬寅，元祐党籍学术之禁才得以解除。（《宋史》卷23）然而，即便是在元祐党祸最残酷的时候，民间仍有苏轼等人的集子刊行。杨万里《诚斋集》（卷84）载有某贵戚以黄金一斤交换苏轼文章十篇，以家刻的形式印行。其载曰：“独一贵戚刻板印焉，率黄金斤，易坡文十，盖书禁愈急，其文愈贵也”。(102)王明清《挥麈录》（卷3）载：
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李）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刊苏内翰、黄学士（庭坚）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这些都说明，民间对苏轼集子的推崇和喜欢，苏黄等人的集子在民间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使书商坊刻都甘愿违反政府禁令，冒险刻印售卖以求谋利。由于坊刻苏集未经作者本人编阅，舛误甚多，以故苏轼当年也曾愤然称“欲毁其板”（《与陈师道书》）。
第二个事例的主角是张舜民。党禁期间，张舜民的著作也在禁限之列。周紫芝《书浮生休生画墁集后》载曰：“政和七八年（1117—1118）间，余在京师，是时闻鬻书者忽印张芸叟集，售者至于填塞巷衢。事喧，复禁如初。盖其遗风余韵在人耳目，不可掩盖如此也。……今临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词，乃元丰间芸叟谪郴州时，舟过岳阳楼望君山所作也。”(103)由此可知，政和末元祐党禁期间，开封书坊仍冒险刻印张舜民集本，可惜后来事情暴露，又被严格禁止。于是，周紫芝感慨道：“盖其遗风余韵在人耳目，不可掩盖如此也。”我理解其意思是，民间的书籍刊刻非官方的几条禁令所能控制的。由此看来，北宋官方和民间的书籍刊刻有其具体的历史特点，而北宋朝书籍刊刻历史的、具体的情态正是我们要努力探究之所在。
从上述所列出的北宋刊刻的书籍表来看，总的来说，北宋时期的书籍编纂出版尽管有一些限制，然而仍是相当兴盛的。于是，西方某汉学家考查了宋代的书籍出版状况之后，评价当时的盛况道：“从中唐到宋中期，书价大约降低到从前的1/10(104)。儒、释、道经典全部出版。但它们并不是惟一的畅销书：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农业、医药和占卜专用书，笔记小说、别集、宗教经文和小册子，供地方行政官、科举考生以及任何希望撰写美文的人使用的类书。”(105)
叶德辉也说：“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当时士大夫言藏书者，即已视为秘籍瑶函，争相宝贵。观于尤氏遂初堂书目，复收众本之多。岳氏刻九经三传沿革例，折衷各本之善，则当时之风尚，概可知矣。”(106)北宋时期官私书籍的刊刻情形究竟如何？很值得我们梳理一二。
【注释】
(1)奚椿年：《中国书的源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按：有关专家的意见引文，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22—3125页。
(3)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4)按：章太炎说此处的“一”，乃“统一”也。即仓颉能够使文字整齐划一，让人们接受并使用之。详见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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