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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85)

  这种禁令严格情况到南宋似乎有所缓和。南宋时出版有《两汉诏令》、《陆宣公奏议》以及范仲淹的《政府奏议》、包拯的《包孝肃奏议》、赵汝愚《诸臣奏议》等比较敏感的,属于现世当代的官员奏议和文书刊本。由于南宋民间私坊活跃,淳熙七年五月己卯,官府不得不再次“申饬书坊擅刻书籍之禁”(《宋史》卷35)。

  今人王岚著书说:“范仲淹以直道自任,论事剀切,在位虽不久,所草章奏无数,副稿皆藏于家,后由其次子范纯仁编辑,得《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二卷,并请韩琦作序(韩琦《安阳集》卷22《文正范公奏议集序》)……韩琦作序时的身份是河东经略安抚使知并州,时间为仁宗皇祐五年(1053),距范仲淹辞世仅仅一年(《读书附志》卷下)。这个本子可能当时就曾付梓。”(95)并且认为“范仲淹的奏议,宋时有过多次刊刻,且卷数多寡不一。《遂初堂书目》有《范文正奏议》,又有《政府奏议》,计2本,但未言卷数。《读书附志》卷下著录有《范文正公奏议》十五卷”。王岚此说不足以说明北宋时范仲淹的奏议已经付刻了。其“可能付梓”的说法实在令人感到怀疑和困惑。我认为,结合北宋时期官方对于刊刻书籍的禁令,范仲淹的奏议集子在北宋不大可能刊刻。

  再有类似《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以及《吴地图经续记》、《剡录》、《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等记载山川地理、风俗人物的重要书籍刊本,也少有刊刻。(96)原因也是由于政府文书、山川地理图经关系国家经济和军事利益,官府向来控制颇严。《宋史》(卷488)载:“大观初,(交趾)贡使至京乞市书籍,有司言法不许,诏嘉其慕义,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买。”

  北宋时期,官府曾就此发文禁止刊行此类文本书籍。景德三年九月壬子,真宗颁《非九经书疏禁缘榷场博易诏》,禁止除九经以外的书疏在边地榷场买卖交易。“违者案罪,其书没官。”(97)又据《宋会要刑法》记载,宋明令禁止“将举行程文并江程地里图籍兴贩过界货卖或博易”。对于赴番经商归来的商贾,国家则禁止他们“辄带书物送中国官”。所谓“商贾”者,《白虎通》云:“商之言商也,商其远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贾者,固也,固物以待民来,求其利也。”(98)由这些记载,可见北宋商贾在印版书籍流通,尤其是海外贸易流通中,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又有史料记载:“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要,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丞相陈秀公守扬,绐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99)

  元祐八年二月,礼部尚书苏轼上言要求禁止高丽使臣购买《册府元龟》、历代史以及《国朝会要》等书籍,也是从国家安全考虑。原因一则是北宋时期,“河北榷场禁出之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而高丽与契丹关系甚密,苏轼因此担心“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意思是高丽从北宋所获之书最终都要流入敌国契丹,于本国不利。二则是“昔年高丽使乞赐《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用东平王故事为词却之。近日复乞,诏又以先帝遗旨不与”。先朝惯例对重要书籍流入外国皆有严格限制(《长编》卷481)。由此可见,北宋的书籍刊刻尽管由于高层的鼓励提倡获得了很大发展,然对印刷的一些限制仍然存在。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庚午,真宗皇帝颁布《诫约属辞浮艳令欲雕印文集转运使选文士看详诏》。诏曰:

  国家道莅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于人伦,阐六经于教本,冀斯文之复古,期末俗之还淳。而近代已来,属辞之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技。爰从物议,俾正源流。咨尔服儒之文,示乃为学之道。夫博闻强识,岂可读非圣之书;修辞立诚,安得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为主,典训是师,无尚空言,当遵体要。仍闻别集众弊,镂板已多,傥许攻乎异端,则亦误于后学。式资诲诱,宜有甄明。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素风。其古今文集,可以垂范,欲雕印者,委本路转运使选部内文士看详,可者即印本以闻。(《宋大诏令集》卷191)

  以上可以说是雕印的文网限制,说明书籍出版在北宋官方并非那么自由。

  与官方情形相反,北宋民间的刊刻却是屡禁不止。尽管徐铉、王珪等人的私集出版需要获得官方的批准,然而民间对于自己喜爱的书籍印刷选择却不愿受到这样的限制。这可从两个事例看出:一是苏轼诗文集的印刷流布。北宋中期,苏轼的《眉山集》就由民间印刷并传至敌国。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云:“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曰:‘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又,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上述记载可证,北宋时期苏轼集子有北宋刻本传入辽国的,也有辽国自己坊间刊刻的。由此,无怪乎曾出使辽国的苏辙也回报皇帝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栾城集》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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