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卷71台湾台湾府云林县：“林圮埔，县丞驻”。按：该县丞驻地当作“林圯埔”，《清史稿·地理志》形近而讹。据连横《台湾通史》卷29《林圯、林凤列传》，林圯为郑成功参军，郑经治台时，率所部赴斗六门开垦屯田，被土番杀害，故命“林圯埔” 名以志纪念。注247该参军事迹见于《台湾雾峰林氏族谱·林氏仕籍续考》，内称“圯公，福建同安人。延平郡王部将，累功至参军，死于水沙连番变，民人至今祀之，易其地名为林圯埔”注248。该地原为光绪十三年(1887)设云林县时县治，十九年时县治迁斗六门，二十年添设县丞驻于此地。据台湾巡抚邵友濂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十九日奏《林圯埔添设县丞以资分防由》：“臣查林圯埔地方空虚，既据该府查明，拟请添设县丞一员，分防缉捕，实为因地制宜起见，似应准予所请”注249，《清德宗实录》卷341光绪二十年五月丁酉：“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请添设云林县林圯埔分防县丞一员，下部议行”，均作“林圯埔”。检索台湾瀚典《台湾文献丛刊》所收录的309种文献中，“林圮埔”仅出现14次，分别见于《台湾采访册》、《台湾诗乘》、《无闷草堂诗存》、《新竹县采访册》、《雅言》、《雅堂文集》、《台湾诗钞》、《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府舆图纂要》、《台湾通志》等10种文献中，“林圯埔”则出现高达102次，且《清高宗实录》、《清宣宗实录》、《清德宗实录》、《清朝续文献通考》、《清会典事例》、《光绪朝东华录》、录副奏折均用“林圯埔”，权威可靠。《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台湾1894年图作“林圮埔”，亦误，均当改从“林圯埔”。
五、标点错误
上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以分段和标点为工作重点出版的点校本《清史稿》，是目前最权威的版本。该书初版印行后，香港学者汪宗衍曾对标点方面提出一些意见，重印本已参考他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但仍存在一些原文无误，但由标点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错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业已启动并接近尾声，笔者就《清史稿·地理志》中两处标点提出修改意见，供学界参考。
1.卷62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吹台，县丞驻。陈桥镇”。按：据《清高宗实录》卷1199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祥符县县丞，移驻北岸陈桥，改设兰阳县县丞，应驻扎北岸铜瓦厢，从之”注250，祥符县丞驻地为陈桥镇。《职官录》开封府祥符县下仍记“驻陈桥县丞”。至于吹台，相传此地乃是师旷吹律之地，故名吹台，上建六贤祠，祭祀李白、杜甫、高适等文人注251，清时已为古迹，乾隆帝曾驻跸开封府，“上幸古吹台”注252，故馆臣记此，非谓此为县丞驻地，当标点为：“吹台。县丞驻陈桥镇”。
2.卷74云南广西直隶州：“五嶆，州判驻白马嶆”。按：该官缺旧为五嶆通判，雍正五年(1727)设注253，属广西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广西府降为直隶州，五嶆通判改属曲靖府注254，四十一年时又改为州判，仍隶广西直隶州。据《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一年“吏部议准，署云贵总督图思德奏称曲靖府属五嶆通判，向隶广西府。因广西改州，通判归曲靖府管辖，五嶆距曲靖八站，查察难周，请裁通判，改直隶州判，隶广西州。从之”注255；光绪《云南通志》卷40《建置志·官署》五嶆州判署“通判署原在府署内……乾隆三十五年裁归曲靖府，四十二年改为直隶州判，仍归广西州统辖”；《清国史·地理志》广西直隶州“五嶆通判”条“州南一百五十里，驻白马嶆，乾隆三十五年置”注256，可见该通判名为五嶆，驻地为白马嶆，当标点为“五嶆州判，驻白马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两幅清代台湾地图考注257
金卫东
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收藏有两幅清代台湾地图：一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绘制的《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本文中以下简称“《恳禁图》”)；一是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元年(1875)绘制的《台湾全图》(以下简称“《全图》”)及附属的《台湾风俗图》册(以下简称“《图册》”)。前者与乾隆四十八年的“林云案”和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事件”有关；后者源起于同治十三年的“牡丹社事件”。其时间跨度很大，内容异常丰富，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尤其是台湾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兹分上、下两篇，分别对这两幅地图绘制的时间、背景及作者等做一考证。
上篇 《垦禁图》考一、《垦禁图》的来源与现状
《垦禁图》目前的文物号为“资新73960”。其档案记载为“1957年局拨”，其包首上贴有“购6985”的标签(图1)。故知其原为国家文物局所购；1957年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1962年故宫重新清理文物，登记入账时始得今号。
《垦禁图》为手卷形式，纸本设色，纵62cm、横657cm。无包装。包首上旧笺题“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图2)。该图画心前端已残损，残损了多少不得而知。据图中所绘内容查证，其残损的部分至少应包括“凤山县图说”的贴签及“南势湖新界”、“ 加洛堂”、“ 南势湖”、“ 东势湖”等处“请禁”的相关图说文字(图3)。但考虑到该图重在表现番界沿线的土地状况，而番界业已画全；再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乾隆二十五年(1760)《台湾番界图》卷相比(图4)，二者相差亦不多，故推测其所缺损的部分至多也应只是“武力溪”至“沙码矶头”的一小段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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