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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理志书研究_华林甫【完结】(45)

  又,成书于嘉庆十二年(1807)的《续修台湾县志》(谢金銮纂)《屯田》一节亦言及此事。曰:“台地东倚内山,多旷土,民与番并垦焉。乾隆四十九年,总督富纲(按:应为富勒浑,此误)奏明清丈;凡所丈报田园荒埔,计田论亩,籍已具而案核未定。林爽文之乱,诸社番随官打仗,出力有功;钦差将军公福康安、巡抚徐嗣曾奏准,募番民为屯丁,设立屯所,给与近山埔地,以资久计。乃以前所丈报田园埔地,复加丈量多溢额,于是台邑原报番民所垦田园一千三百九十六甲三分六厘一毫,至是更丈得溢额二百六十五甲单四厘八毫……。”

  福康安奏折中的已垦田园数为“一万一千二百甲”,伍拉纳奏折中的已垦田园数为“一万一千二百四甲零”,二者稍异;但二者“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之数则一致。《垦禁图》后之《总计》曰:“以上一厅四县共计丈出界外垦成田六千二百九十二甲二分三厘七毫二丝;界外垦成园五千零八十九甲二厘六毫一丝九忽。界外未垦荒埔五千二百五十一甲二分七厘六毫一丝五忽;界外未垦沙石埔一百九十甲二分六厘六毫八丝八忽。”其田园相加为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一甲强,比上述二折之数稍多;但其未垦荒埔、沙石埔相加为五千四百四十一甲,与上述二折之数完全相同。又《续修台湾县志》曰:“台邑原报番民所垦田园一千三百九十六甲三分六厘一毫”,《垦禁图》《台湾县图说》后《小计》曰:“以上台邑共丈过界内应归业户报升田九十二甲三分七厘七毫六丝八忽,园三百五十甲零三厘二毫二丝九忽;……以上共丈过界外应归番分别报升田二百甲零六分四厘六毫三丝二忽,园七百五十三甲三分四毫九丝一忽。”四数相加为一千三百九十六甲三分六厘一毫二丝,与《续修台湾县志》之数极其接近。《垦禁图》中的行文也完全是向上汇报、请示的态度。各段图说中充斥着“请……”、“应……”、“应请……”、“应照……”等字句,说明其的确是个呈送待批的文献,尚未被批复执行。由此可知,《垦禁图》即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奏明清丈……籍已具而案核未定”的“存档原图”。

  从实物来看,《垦禁图》也只是一个稿本。首先,图中的四县一厅分别是由各县厅独立绘成然后再裱接在一起的。其接驳处手法粗糙,痕迹明显。图说的文字书写风格也不统一。如果是定本,通常会以初稿为蓝本重新绘制。可以先将纸接好再绘;即便是接纸而绘,也应充分利用纸张的尺幅,减少接驳,以求一气贯之,不露痕迹。其次,图说文字刮改痕迹甚多。即便如此,文中还是有明显的硬伤。如《淡防厅图说》第46、47两段结尾处均有衍句。46段曰:“以赤涂崁崁下立界。以赤涂崁崁下立界。”(图5)47段曰:“即于崁下立碑为界。即于崁下立碑为界。”(图6)又如《凤山县图说》第18段,图说中作“刣犬坑”(图7),而图中作“刣大玩”(图8)。这些都是稿本中常见的失误。

  图5

  图6

  图7

  图8 至此,《垦禁图》绘制的前后情况就大致清楚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彰泉械斗”和四十八年的“林云案”所暴露出的长期积累的诸多土地问题急需整顿,构成了《垦禁图》绘制的背景。尤其是林案还涉及界内外番地,直接导致了《垦禁图》的绘制。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杨廷桦、北路副将左瑛、代理淡水同知台湾县知县程峻赴淡防厅,并同淡水同知潘凯开始主持重新勘查番界、统计田亩,绘制《淡防厅图说》。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三日,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请依《淡防厅图说》例勘绘全台图说,杨廷桦与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带员主任其事,新任台湾道府永福、孙景燧协办,同年《垦禁图》成。图成尚未报批,即因乾隆五十一年相继发生的“杨光勋案”和“林爽文事件”而被搁置。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事件”平复后,平台钦差福康安在《垦禁图》的基础上对番界、田亩重新勘查。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请再绘新图,于《垦禁图》红、蓝、紫三色番界线外添画绿线,以标识新番界;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批复,准奏。据台湾2006年发现的乾隆五十六年二月所立之彰化县清水沟番界碑看,绘有红、蓝、紫、绿四色番界的新图其时已经完成。注267

  四、《垦禁图》的史料价值

  《垦禁图》图文并举,内容丰富,可供学界做多角度的研究。究其要者,其史料价值有如下三点:

  (一)研究乾隆时期台湾番界最重要的舆图资料

  此前,已知的乾隆时期绘有番界的台湾舆图传世者有两件,即同属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台湾番界图》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和《清厘台属汉番边界地图》卷(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注268二者均为乾隆早期的舆图。《垦禁图》绘制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它的面世填补了过去乾隆晚期绘有番界的台湾舆图付诸阙如的空白。

  尤为可贵的是,《垦禁图》在绘制了乾隆四十九年番界的同时,也保留了乾隆十五年和二十五年的番界,完整地展示了乾隆时期台湾番界的三次变迁过程,既为乾隆早期的番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后续史料支撑,又为乾隆晚期的番界研究拓展了一片崭新天地。比如,前述伍拉纳曾于乾隆五十五年在《垦禁图》的基础上绘制四色番界新图,其图距《垦禁图》时间很近,改动之处亦不甚大。其图至今尚未面世,很可能已经毁灭。果如此,那么《垦禁图》就成为研究伍拉纳四色图的最全面也最可信的史料。以《垦禁图》为核心,辅之以其他材料,完全有可能揭开四色图的神秘面纱,窥得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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