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由于图幅的增加，内容的扩大，历史时期主要河流、湖泊、海岸线也要根据最新的考古和研究成果进行绘制，杨守敬图是没有这么详细的。这样工作量大大增加，我们复旦30几个人负担不了的，从历史所调了不少年轻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我们这些人里面对边疆史地没有专门研究的，于是就邀请了很多单位共同协作。邀请了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先生承担东北部分，这里我插一句，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1951年刚刚从英国回来，年纪很轻，和他一起开会看上去大概就40岁出头，但傅先生胆子太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8月份他就自尽了。后来我问中央民族学院原因，说“文革”一开始并没有斗他，他年纪轻，在中央民族学院还不算是非常大的目标，那时候有费孝通、吴文藻等老先生。可能因为怕牵连到傅斯年的关系受到批判。他胆子小，非常可惜。还有请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负责蒙古地区，大家知道韩儒林先生是国内蒙元史专家了，他与翁独健、邵循正是中国仅有的三位伯希和的学生。冯家昇先生负责西北地区，他大家肯定都知道。近代史所请王忠先生负责西藏地区。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负责云南地区，方国瑜先生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云南王”，龙云时期他就住在龙云家里修云南方志。当然都是专家。考古方面原始社会请夏鼐先生，那当然不用说了，绝对权威了。这些先生参加地图集工作，在当时真是盛极一时呀，我因为参加了这个工作，有幸认识了很多史学界老前辈，否则我们没有机会认识的，潘光旦先生、聂崇岐先生、向达先生，都是那时工作开会时候认识的。由于这样的情形，图名也改了，不叫《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叫做《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1962年开始，就这么定了，以后当然开了很多次会，协调工作，大家知道这么多的专家的图要拼在一起，要平衡，要交接，例如蒙古和东北怎么分工、蒙古和新疆怎么分界，体例要讨论一致。我们内地十八省的是比较简单，到了新疆、蒙古、西藏，那就非常复杂，你得要讨论大家怎么样画法，体例如何统一，要求怎么样。所以开过不少次会，差不多每年都开，有时一年开两次，不断地开，当然工作也不断地推进。到了1966年5月份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图稿已经完成，对历史图的编绘方法也有了一定经验，也培养了一些年轻人。我们那时候57年进去的时候完全不懂的，一窍不通，到66年都多少也知道一点了。料想不到8月“文革”开始，工作停掉了。
我们还算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个任务是毛泽东交下来的，所以只停工了3年，1969年6月份就恢复了工作。当时上海的领导是“四人帮”的张春桥，毛泽东的任务张春桥当然要抓这面旗帜的。所以这个工作恢复后，当时的市委拨了很多钱。那时候谭其骧和我们都在乡下劳动，工宣队说你们回来搞图，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可是回来也遇到新问题，那时候大学由工宣队领导，所谓工人阶级“上、管、改”大学，制图业务他们当然不懂，但他们知道这是毛泽东交代下来的任务，当然也是非常重视的。不过当时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说现在不能用“文革”以前一套制度了。“文革”以前有这么一个规定叫主编负责制，就是和出版社讲好的，所有图稿最后由主编谭其骧签字才可付印，没有谭其骧签字他们是不印的，所以叫主编负责制。他们(工宣队)说这个不行，主编负责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要打破这个资产阶级的专政，将权夺过来，搞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要掺沙子，就派了好几个红卫兵参加我们的工作。红卫兵都是一年级、两年级的学生，我们当然也没办法。谭其骧用还是要用的，但不是主编而是专家，当时提出来的口号针对谭先生这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一批二用”，第一要批，第二才是用，所以不断地边工作、边开批判会。在这么一个“左”的影响下，对图集的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当时就是反对搞烦琐哲学，要简单，当时我们都没办法反对。
到1973年开始，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所有的地图统一要由外交部审查，主要是边疆问题。外交部的领导工作极忙，稿子一拖再拖，很长时间都不能定下来。谭先生也和外交部为此有很多矛盾，谭先生讲科学，坚持实事求是，一来一往也搞了很长时间。从1974年开始，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出版了8册，封面咖啡色，那时叫内部本，又叫试行本。事先发行一下，看看社会反应。讲是讲内部本，但实际上都流传出去了，所以到了1980年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么一个消息，说是香港有关方面想要把我们这个图稿印制出版，当时我们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版权的，这使我们大为紧张，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成果你香港拿去出版，这还了得？！所以谭先生立刻打了报告给中央，说是我们要立即修订出公开本。所以从1981年开始，在谭先生主持下，用了一年多时间，以内部本为基础，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和增补。因为我们在修订增补以前就知道图集哪些有问题，当时为了急匆匆出版，顾不了啦，这次增订修补我们要好好搞一下。终于从1982年分册出版，到1987年8册出齐。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真正是个学者，他将大半辈子的精力花在这本图集上，我1957年开始在谭先生领导下工作，他天天来上班的。他是复旦大学二级教授，其他教授根本不来上班的，一直上班到1978年他小中风一次，那就没办法天天来上班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青年人开“夜班”，白天他天天都来的。但更值得学习的是，他对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他一直和我们讲搞学术求真是唯一目标，只有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事实，才是最科学的，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暂时符合某些政治需要，篡改或违背历史，最后还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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