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王公死叫“薨逝”。其坟茔正式名称叫“园寝”，园寝制度在清代有详细的规定。[190]王公园寝的规模虽不能与皇帝的“万年吉地”（皇帝陵寝所在）相比，也相当宏大。醇亲王园寝范围，据说连“宝顶”（即坟）、享殿、阳宅以及看坟佃户所耕种的土地统统包括在内，方圆约有几十里。[191]王公子孙繁衍，园寝往往分为多处。[192]园寝均附有大片土地，一则为守护坟地的包衣（家人）提供养赡之资，二则将收获物一部分用于园寝四季祭祀。园寝内的坟茔分布有序，反映着死者生前在族内的身份地位以及彼此关系。如醇王府园寝，有“嫡”字真传和以“庶”字而获得侧福晋称号的人，才能有“宝顶”式坟穴和在“昭穆”世次下埋在祖茔圈内，其余如幼殇的孩子，未聘的姑娘和未能得“侧”字头衔的妾媵，照例都埋葬叫作“小山”的一小块地皮上。到了例年祭扫时，被埋在祖茔范围内的人们，照例有各如其分的官祭或家祭。至于葬身于小山的人，则只是在王府官员的潦草祭奠之下，过着死后仍有差别的地下生活。[193]这种跨越“生死”的等级制度，为所有皇室贵族所恪守。
图31 醇亲王园寝（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
在中下层宗室、觉罗各族支中保留一块公有的祭田，并将其收益用于维护祖坟和祭祀，也是习见的现象。如镶蓝旗宗室明善泰一族，其祖上自乾隆十七年分家时，将土地分为6份，另外留出祭田地3顷70亩，这两项地每年共收租钱100吊，收存以备修理坟茔。每年3次祭祀，除取自祭田收入外，6个家支还要各拿出7吊200文。[194]又如正蓝旗宗室福伦等之六世祖镇国公托克托慧，在朝阳门外十里堡采立坟茔时，在己身名下圈地一块，坐落在滦州李福庄地方，每年应交租银96两，以作后辈公中祭田；后至其子镇国公阳复时，又在西山崇各庄采立坟茔一座，并将祭田96两租银作为两处祭祀之用。[195]再如镶蓝旗近支宗室载钦等人，原有祖遗老圈地一项，每年取租银80两，除各祭祀上坟等项应用外，余剩钱按10房公分。[196]上引数例说明，在宗室、觉罗中，祭祀祖先，修理坟茔是一件很受重视的事，他们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这项公共开支。但是到了晚清，许多中下层宗室生计凋零，祭田或典或卖。祭祀祖先的活动随之式微。
第六，法律约束。
清朝《宗人府则例》载有一系列专门适用于宗室、觉罗的职制、律例，可以说是以国家立法形式出现的皇族族规。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限制宗人行动自由。清朝统治者总结历史教训，对宗室实行“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政策[197]。以防出现诸藩割据一方，尾大不掉的局面。诸皇子分府后，当然无郡国可就，只是在京师建邸而居。清廷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制定了一系列“毋许”的条例限制王公贵族的行动自由。如“王公毋许游观禁地”，“王公家中毋许容留匪人”，“王公毋许与外人交接请托”，“王公宗室训课子弟应延请正人”，“王公毋许与内廷太监往来”，“王公毋许滥收太监”，“王公毋许遣太监出口”，“王公毋许僭用越分之物”，“藩封府第不应有外旗谙达”，“诸王毋许与朝臣交往”，“王等毋许接收嘱托名条”等，难以毕举。这许多个“毋许”，将王公置于动辄获咎的尴尬境地。嘉庆十三年（1808）庆郡王永璘前往东陵致祭，途经桃花寺，因一时口渴，进至庙内寻茶，并在佛前叩头，随由角门进至行宫，欲瞻仰乾隆帝“御笔”。不想殿门紧闭，随即退回仍由殿门走出。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却惹得嘉庆帝大动肝火，并严辞训斥：
永璘素耽游玩，举朝皆知，既至桃花寺，朕料其必私进行宫游玩，今日询之果然。试思伊学问浅薄，平日于作诗写字并不留心，又岂真欲瞻仰御笔，实属遁辞！
在这以前，果郡王永就因为私至昆明湖游玩获咎，嘉庆帝认为永璘所为与其如出一辙，遂下令交仪亲王、成亲王议处具奏，并下令通谕王公等，此后凡遇派往祭陵均不准擅入行宫，致干咎戾。[198]清朝入关初，宗室王公等使令管事、护卫、官员、太监与外官说事者习以为常，雍正帝胤禛在位，严厉申禁，此风渐息。清帝担心王公交结外官，营私舞弊，并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故防范最严。乾隆四十一年（1776），贝子弘旿为庄头事，遣护军校成泰前往通永道衙门嘱托官员。乾隆帝闻知，下令革去贝子、都统，仍听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议罪。在这以前，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因彼此授受书字等物，已被革去王爵。[199]乾隆帝试图用这两起案件警告宗室王公：若与大臣官员等授受书信、嘱托公事，必受严惩。
王公与内监私下往来，刺探宫中消息也在严禁之列。乾隆四年，太监李蟠放假四五日，往旧主弘皙处，将宫中之事信口传说。事发后，李蟠被严刑夹讯。嘉庆十六年谕，王公各家之太监，已交入宫内当差，不准仍回本王公家探望。若有明知故犯者，除太监锁拿惩办外，王公一并加重治罪。[200]
宗室王公溺于逸乐，耽于丝竹、演戏、观鱼诸游戏，或在城外关厢放鹞致扰居民，也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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