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奕山同为鸦片战争失败将军的另一宗室是奕经，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瑆孙，贝勒绵懿子，承继循郡王允璋以后，隶镶红旗，与奕山一样，也是侍卫出身，不数年擢至显位，为道光帝倚重。
道光二十一年（1841），“靖逆将军”奕山在粤战败，北犯浙江之英军连陷定海、镇江及宁波府城。九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以侍郎文蔚等副之，驰浙征剿，奕经分属懿亲，奉命专征，“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49]可笑的是，他偏要标新立异，不是整饬军备，而是于营门设木匦，纳名即延见，且许密陈得失。于是献策者400余人，投效者140余人，而军中所辟僚佐多是阒冗京员，投效者也无“奇才异能”。奕经不过富贵膏粱，不通军事，怯懦畏敌，与奕山不分伯仲。英军肆掠浙江，奕经却逗留苏州城寻欢作乐。随他南下的一帮纨绔子弟借其名以招摇，他亦置之不问，丑闻远播，当地官吏因供应繁重，怨声四起。十二月，奕经始抵杭州。翌年正月，奕经轻信假情报，派兵三路收取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结果一败涂地。奕经逃归杭州，从此不敢言战。
奕经带兵出征期间，终日沉溺酒色，妓女不离营，得获“琵琶将军”之讥，又称“六子将军”，讽刺他收金子、要银子、养兔子、嫖婊子、请翎子、怕鬼子。又有套《千家诗》二首。
其一曰：
清明时节炮纷纷，文蔚奕经吓断魂；借问逃军何处去，渔人遥指麦香村。
其二曰：
月落乌啼炮满天，将军参赞对愁眠；姑苏城外王家港，夜半姑娘上战船。[50]
两篇小诗的讽刺可谓辛辣之至，将其败军之将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南京条约》签订后，诏布奕经等劳师糜饷、误国误民罪状，逮京论死。与奕山一样，圈禁一年后又重新启用。但他的名声在民间早已狼藉，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二有绘背坐小像一幅，题其上云：“咄尔何人？将军奕经。奈何背坐？羞面见人。”[51]
鸦片战争中，损威丧权、媚敌乞和，在历史上同受恶名的还有宗室大臣耆英和伊里布。伊里布是镶黄旗宗室，系巴雅喇（努尔哈赤弟）之子巩阿岱后裔。巩阿岱因是多尔衮的亲信而被处死，子孙被削去宗籍。以后虽复归宗室，但只准系红带子，以区别于系黄带子的本支宗室。耆英是正蓝旗宗室。出身世宦家庭，其父禄康，嘉庆间大学士。
道光二十年（1840），伊里布调任两江总督。此前，他长期在云南做官，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起义，获道光帝青睐，很快擢至云贵总督。显而易见，在道光帝眼里，他亦如奕山、奕经，也是宗室中可以倚重的干练之才。所以，当二十一年秋北犯英军攻陷浙江定海城后，便诏令他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定海失陷原因，并加强沿海防务。伊里布至浙，知英军兵锋甚锐，难与为敌，遣家丁张喜偕员弁赴定海“犒劳”英军，私下达成休战协定。翌年正月，广东方面兵端再起，道光帝决心抵抗，诏促伊里布规复定海，又令奕山和杨芳督师广州。伊里布回奏兵炮未集，请缓攻。受皇帝严辞斥责。不久，有大臣论劾伊里布遣家丁赴敌船事，谕令解伊里布职，带张喜到京，下刑部讯鞫，褫职，遣戍军台。[52]同年，英军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两江总督裕谦殉国。二十二年春，“扬威将军”奕经援浙，连连受挫。浙江巡抚刘韵珂荐伊里布，谓其善与英军议和，请发军前效力赎罪。八月，伊里布与广州将军耆英代表清政府到南京与英军“讲和”，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2100万元，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等丧权辱国条件。
鸦片战争第一次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此后，西方列强和沙俄强迫腐朽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中中方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交战双方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而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但是，以宗室贵族为其代表的清朝统治者腐朽无能，既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又不能理智地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加速了战争的失败，并在国际关系中导致了更为屈辱的地位，留下无穷后患，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南京条约》签订后，诏授伊里布广州将军，加钦差大臣衔，但他行抵广州不久即病卒，从而免除后来朝廷的严惩。这股怒火后来发泄到耆英头上。耆英因签订《南京条约》有功，一度授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方议通商章程，成为清廷办理“夷务”的专家，咸丰元年（1851）奕即位，耆英应诏陈言，略谓：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又说：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咸丰帝认为“持论过偏”，传旨申饬。[53]这实际意味着耆英的失宠。同年十月，咸丰帝又斥他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以后被罢官。
咸丰六年（1856），英国旨在扩大在华权益，故意制造事端，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人纠结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清廷命耆英赴天津，协助满洲亲贵桂良等人议和。此前，耆英在广东时，五口通商事宜多由他裁决，一意迁就英人。咸丰七年冬，英军陷广州，得到耆英章奏，发现其中多有“掩饰不实”的内容，大为不满。所以，当耆英至天津，准备参加谈判时，被英人严辞拒绝。耆英惶恐而去，未获旨回至北京，于是欺谩的事迹愈加昭彰。咸丰帝严诏逮治，借口“定约偾事”，赐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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