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亲王昭梿，是宗室中文思敏捷的大才子，但性情暴戾，且妄自尊大。一品大员、尚书景安，与昭梿并不同旗，非其属下，昭梿却面斥景安为伊府奴才。更有甚者，在府内私设公堂，滥用非刑。礼王府庄头程幅海、程建义父子历年并未欠租，兼有长交租钱（即预交租）二千九百一千文，昭梿逼令增租未果，下令革退其庄头，复令加找二年租银。清制，“国家永不加赋”，王公庄田亦不得随意加租。昭梿分外苛求，程幅海据理不从。昭梿派护卫至其家抢割庄稼，拆毁房屋；又将程幅海父子叔侄六人圈禁。昭梿自掷磁瓶于地，用磁片划伤程建义父子脊背百余道，至于流血昏晕。事发，颙琰谕旨中说他“平日以田租细故，在顺天府、步军统领、刑部等衙门，涉讼累累”。[38]可知他恃强凌弱捏词追比的行迹非止一件两件。
昭梿因滥用非刑等罪失爵，实系咎由自取。但他之所以受到了惩罚，很可能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有关。[39]在许多场合，恣行贪虐的亲贵始终逍遥法外。正是从昭梿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更加触目惊心的记载：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椅，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坐其椅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动转也。又有某公爵淫其家婢，不从，以鸡卵塞其阴户致死。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其父母莫敢诘也。[40]
清室宗藩优游逸养百有余年，往往玩物丧志，不思进取。嘉、道年间，因细小事件被削除爵位的就有多人。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林清袭击皇宫事变中，豫亲王裕丰所属有从乱者，坐夺爵。其兄弟辅国公裕瑞，时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也因事变时“漫无觉察”，被嘉庆帝发往盛京，永不叙用。次年，裕瑞又以欲买有夫之妇为妾的劣迹，被严密圈禁，派弁兵看守，不拘年限。[41]裕兴、裕瑞兄弟皆能诗文，与汉文士交结广泛，同以微罪废。
道光十年（1830），辅国公奕颢为盛京将军，因在任不能力崇节俭，诸事奢靡，且时常署内演戏，“不能表率陪都”，革爵，仍令其子载宽承袭。十八年九月，载宽夫妻二人无故自缢，仍命奕颢袭公爵，4个月后即因嘱托公事被参除爵，发盛京充当苦差。
贝勒永珠，素性鄙吝，好趋小利，“凡可以生财之道，舍身而行”，其蓄积也最厚。道光十六年（1836）腌咸菜之时，因菜缸在其侧室处，命太监王得禄、使妾灵儿、从役肥儿等前往抬取。侧室因故未予，太监即出言辱詈。侧室怒甚，至贝勒处理论。永珠令王得禄等将侧室攒殴致伤，抬回原处，侧室喊骂，灵儿即将铁链拴缚，使不能动转，逾夜而亡，永珠因此革爵。
朝阳门外灵官庙尼僧广真，幼年失身，老不安分，蓄养雏姬，兼教歌唱，京城勋戚大吏无不往来，她收取夜合之资，另为聚敛之术。道光十八年设席庆寿，朝官数十人在庙饮酒挟妓，被御史访拿交审。广真倚仗财势，临审时毫不恐惧，扬言道：“不止数人，即王爷公爷亦常赴我庙顽耍”，且扬扬得意貌。最后究出庄亲王奕、镇国公溥喜、不入八分镇国公绵顺常入庙饮酒，吸食鸦片烟，于是王公爵俱被革除。[42]此事在京城旗民中引起轰动，有人作子弟书《灵官庙》、《绪（续）灵官庙》，以讽其事说：
这其间贵贱无分薰莸莫辨，鱼龙相混玉石相杂。也有那派衍天潢金枝玉叶，系连枫陛五侯家。抑尊就卑靦不为异，自将玉树近蒹葭，忘却了奕世藩封剪桐旧谱，甘心沦落徇狭邪。[43]
当时，一些王公贵族，恣意寻欢逐乐，自甘堕落，种种劣迹，难以悉数。
道光十九年，镇国公有麟、辅国公景纶驻东陵办事，因8年前西饽饽房失火一案，犯人未获，伊等苛意搜求，诬指民人孙三并严刑逼供。及冤案平反，孙三已体无完肤。有麟、景纶因此被革去公爵。有麟革爵未逾年，又以嘱托武闱公事被参奏，责30板，发往盛京。
庆郡王奕在伊母服中纳妾生子，被其叔辅国公绵悌、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性会衔参奏，交宗人府议处。奕赂书办以3000钱，得以了结，议罚郡王半俸3年。但不久行贿事泄，并究出绵性亦有贿钱5000钱。原来绵性在参奏时已“希谋其爵”，贿买书办议革其王。当时官场贪风日炽，堂堂王公贵族竟需向办案的书吏行贿。而绵性假公济私，行为尤为贪卑。结果，此案牵连的三王公均被革爵。[44]
这些天潢贵胄，在渐趋腐化的过程中完全遗忘了先辈创业的艰难。他们终日寻欢作乐，聚敛财富，任意挥霍，过惯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也就难以胜任守成的重担。为官者，惟知贪恋禄位，或“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45]文恬武嬉，全不以国务民瘼为重。这种状况，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但没有改观，反而继续发展。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满洲统治者的昏愦无能，加速了战争失败的进程。在战争中，宗室贵族的庸懦腐朽也被暴露无遗。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道光帝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以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统率川、鄂、湘、滇、黔、赣等省大军赴广东迎击入犯英军。奕山是恂郡王胤禵四世孙，系道光帝族侄，侍卫出身。[46]道光七年（1827），因参加平定张格尔叛乱升为头等侍卫。以后十年间官运亨通，由伊犁将军升至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其实并不知兵。出兵前，奕山曾口出大言，务“使逆夷片帆不返”。但是，随着英军强占香港、攻破虎门、兵临广州城下，奕山转而畏敌怯战。三月行抵广州，听从杨芳“不可浪战”之策，“诸事不问，先买洋货”。[47]林则徐向他建议，选遣洋商“设法羁縻”英军，俾英舰暂退，堵塞河道，积沙囊于岸以御炮，然后以守为攻。奕山不能用其计，又惑于左右之言，欲侥幸一试，夜进兵，乘风毁7艘，捷报频传。清晨方知误焚民舟。英军乘机进攻，尽占城外炮台，大炮攻城。奕山惊慌失措，急于城上改换白旗，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于四月初七日与英方代表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英方勒索“赎城费”600万元，限期奕山等率兵退出广州城60里外和不得重新武装各要塞等苛刻条件，奕山无不应承，并讳败为胜，奏称：“义律穷蹙乞抚，照旧通商。”[48]奕山指挥作战无能，在粤期间却广收贿赂，包括许多翠玉，于是有“翡翠将军”之号。《南京条约》签订后，奕山被褫职治罪，论罪当死，圈禁宗人府空室。第二年即获释起用。咸丰元年（1851），奕山于伊犁将军任上，与沙俄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同意沙俄在伊、塔两处片面设置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和贸易免税权，还划给俄方“自行盖造”住房货栈的地方一块。咸丰八年（1858），他在黑龙江将军任上，又擅自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让沙俄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之地”；允许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享有航行权。不久，乌苏里江东大片土地即为沙俄侵占。奕山屡次充当卖国将军的角色，在近代史上绝无仅有。同治三年（1864），清廷还封他一等镇国将军，死后得到“庄简”的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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