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醇王府新任半分庄头刘庆云、刘元瑞，在所立甘结中保证，除每年完现租62两5钱外，并代完陈欠银50两。租银一下子增加了近1倍，当然不是他们负担，而是转嫁到庄佃身上。所以他们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兑地兑佃”，按亩增租。于是众庄佃在“绅佃”（指有功名的佃户）季木臣带领下群起抗议，提出“矮租”（减租）要求。至南皮县堂讯时，“佃等矢口不移，县官并不深究，只嘱佃等多少长些租价，佃等在堂佯应，下堂仍执一［辙］”。[85]这场风波不知最后如何平息的。确信无误的只有一点，醇王府无故增佃，威胁夺佃，是引发抗租风波的直接原因。
庄佃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王公贵族的盘剥欲望。层出不穷的盗典、隐占官庄、王庄土地的活动，则一步步瓦解着皇族大土地所有制的根基。
宣统元年，顺承郡王府在致宗人府的文件中声称：
查本府圈地坐落奉天之锦州、辽阳、承德、海城、本溪等处，顺天之昌平、涿州、武清，直隶之涞水、定兴、保定等处，山西之丰镇厅各等处，所在租项或派庄头经理，或于征租之际由府派员收起。只按银钱数目征租，并未考较地址亩数。该庄佃或云旱潦成灾收成歉薄，或始则揑报水冲沙压希图停租，继则陆续盗佃盗卖，势所必至。此失迷地亩之大概情形也。[86]
和硕肃亲王府圈地坐落奉、直两省，数量大，分布广，盗典、侵蚀、霸占的事件很多。比较典型的有：海城县属小女寨茨儿沟壮丁刘永彬等人，与王府在土地产权上发生争执，不但县传不到，反而在奉天高等审判厅提出呈控，并将王府放出的府照60余张擅自取消。又如铁岭地方王府壮丁黄进忠所领地亩被凌公府包衣达王殿臣讹赖。再如法库厅属黎巴彦地方王府壮丁黎文忠勾串民人私相盗卖王产，盖平县棉花庄头高福生等匿地不报，辽阳州捕鱼河口十处地亩迷失。类似事件难以毕举，王府公文不禁感叹说：“此风一长，群起效尤，将恐府产竟为佃户私有。”[87]
鉴于王公庄地问题严峻，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度支部议奏御史俾寿《王公圈地亟宜整顿以维旗产》一折时建议：现议清查之举，系为查明现有旗产，即令各庄头佃户限两年内将所种王公租地亩数及坐落四至于赴府缴租时据实详细呈明，即照各府按近年收租数目自行查核，如所报大相悬殊，即照例将地撤回另招佃户给据承种。凡经此次给过佃据地亩，随时报经宗人府知照臣部，注入王公租地册，并转行府尹督抚一律备案，将来自不致再有迷失等弊。[88]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圣旨一下，诸王府不等庄佃自报核查，纷纷遣人赴各处清丈，以期“加亩增租”，不久却以受挫告终。
庄亲王府派员赴独石口厅等处马场，清丈新开荒地，有承催李家窑等村租项的田芝“因多年隐种王产，以多报少，恐一旦查出弊端”，和文生员王思温纠集庄佃200余人不准来人查勘土地，并要挟：若“查勘均要退佃”。独石厅担心事态扩大，迅速禀报直隶总督，转咨宗人府停止勘丈。[89]
和硕肃亲王府的清丈活动则遇到更大阻力：首先是因为“年湮代远，地多变迁，名称随之亦易，劣佃刁丁盗典盗卖意存吞食强占者指不胜屈”；其次是因为“庚子之变，本府旧存图册大半焚毁”；三是因为“一遇有事，地方官不能协力维持，率皆敷衍从事”。结果，肃王府清查将及四载，“地亩仍无一隅收回”。[90]
皇族大土地所有制的隳坏，与清王朝的衰朽是同步进行的。在风雨飘摇的王朝末世，整顿王公圈地的努力不过是个笑话。
四 生计问题
皇族子弟无功受禄，世代相传，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习于挥霍。处于中下层的宗室、觉罗，经济上逐渐拮据，有的连生计也难维持，于是出现了“生计”问题。
生计问题是旗人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康熙年间已露出端倪，乾、嘉年间发展成八旗内部难以疗治的痼疾。
京师是繁华的都市、八旗驻防的重点，也是“八旗生计”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数十万八旗子弟久居京都，兵额有限，人口加增，又不事生产，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乾隆时人沈起元《拟时务策》指出：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日蹙。[91]这里虽然是指旗人整体而言的，同样适用于宗室、觉罗。
宗室、觉罗生计问题中最突出的，是祖遗老圈旗地的大量典当流失。清朝初期，包括宗室、觉罗在内的旗人均在京畿或关外等处占有土地，但他们从未躬耕畎亩，而是将土地陆续租给了昔日的包衣和民人。租出的土地分散在京畿方圆数百里内，远者更在关外，宗室、觉罗局守京城，行动受到严格限制，若差人讨租，往返盘费又将所得租银随手花销。这种状况加快了旗地转入民手的过程。何况许多宗室成员从不直接过问生产，委托庄头经营，有的连田亩四至数额都不甚了了，听任管家与庄佃隐匿盗典。有些宗室、觉罗，祖上原占有大片地产，但世代分家析产的结果，子孙所得份额越来越少。由于经济势力大为削弱，难以抗御天灾人祸的侵袭，成为旗、民地主巧取豪夺的理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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