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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_刘小萌【完结】(131)

  [111]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为咨呈事》,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112] 《宗人府来文》,《宗室奕烺供》,无年月。

  [113] 《宗人府来文》,《宗室重瑞等呈请催传事》,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114] 《宗人府来文》,《僧法安禀文》,光绪十一年十一月。

  [115] 《宗人府来文》,《赓瑞为呈送事》。

  [116] 《宗人府来文》,《曹仲衡禀文》,光绪六年三月;又《宗人府为片行事》,光绪年间缺月日。

  [117] 《宗人府来文》,《步军统领衙门为知照事》,道光四年二月。

  [118] 《宗人府来文》,《为咨行事》,光绪二十年缺月日。

  [119] 引自郭松义《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

  [120] 奕赓:《佳梦轩丛著》,第83页。

  [121] 毓盈:《述德笔记》,第81页。

  第八章 “盛筵必散”

  爱新觉罗皇族统治中国268年,嘉庆年间已经走过“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鼎盛期,以后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统治日渐衰落,终至覆亡。

  嘉庆帝颙琰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嘉庆元年(1796)正月即位后仅7日,就爆发了清代中叶规模最大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一时间,起义军蜂屯蚁聚,声势浩大,从汉水两岸迅速蔓延到各地。清军东奔西扑,顾此失彼,苦战10年,才将这场燎原大火扑灭。为镇压起义,耗费军饷2万万两以上,相当于5年的财政收入,不仅将乾隆年间的库存花费殆尽,且有入不敷出之势。白莲教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成为它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北京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又爆发了林清和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这次起义仅为时3个月,规模也不大,但由于它采取了直接攻打紫禁城的大胆行动,震动了朝野,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嘉庆帝不止一次地感叹:“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并说这是汉、唐、宋、明以来“未有之事”。[1]这是爱新觉罗皇族入主中原以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流露。

  上述事变集中表明,清王朝“积重难返”的局面久已形成,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日趋激化。这种状况,不是哪个“贤能”的皇帝所能扭转的。嘉庆帝在位25年(1796—1820),当他溘然辞世时,留下的是一个庞大而衰朽的帝国。

  继承皇统的是他的嫡子旻宁,即道光帝。旻宁在皇室中属绵字辈,原名绵宁,继统后改“绵”为“旻”,主要是为了取冷僻字,以便臣民避讳。这种取仿汉俗的做法可以上溯到他的曾祖雍正帝胤禛。胤禛即位,令诸弟均改“胤”为“允”;其子弘历(乾隆帝)嗣位,虽未改字,但书写必用缺笔;嘉庆帝颙琰原名永琰,属永字辈,继承皇位前奉旨改名字的上一字“永”为“颙”。绵宁改字,不过沿用成典。

  道光帝在位30年(1821—1850),在清朝诸帝中尤以“力崇节俭”称名。他虽勤政图治,但内政诸要务,除了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一事值得告慰于祖先在天之灵外,诸如吏治、河工、漕运、盐政、禁烟等,均无明显起色。勤政图治而又鲜有作为,正是他政治生涯的悲剧所在。正值他统治时代,中国这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泱泱大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不得不打开了大门。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在“国语勤习,骑射必强”谕旨下训练的八旗军队和用大刀长矛武装起来的绿营兵丁当然抵挡不住洋枪洋炮的轰击。统治者的腐朽加速了战争的失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旻宁授命宗室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道光帝遗恨终生,也使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们蒙受了奇耻大辱。但这不过是一连串沉重打击的开始。在他身后相继嗣位的咸丰帝奕(1851—1861)、同治帝载淳(1862—1874)、光绪帝载湉(1875—1908),以及末代宣统皇帝溥仪(1909—1911),无一不是在内忧外患的交相逼迫下惨淡经营祖宗留下的基业。咸丰八年(1858),清廷与英、法、俄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两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丧魂落魄的清政府先后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同治年间沙俄逼签《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甲午战争(1894)中一败涂地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法、俄、德、美、意、奥、日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北京。在刺刀的威胁下,清廷与八国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割占了大片领土,勒索了巨额赔款,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中。爱新觉罗皇室所面对的,是历代统治者从未遇到过的新难题,他们无力应对,惟有被历史的如椽巨笔,在“十全武功”的辉煌功业之后,续写耻辱的篇章。

  一 清季宗藩

  清朝开国,宗室王公分领八旗,兼及议政,权势之大,几与皇帝分庭抗礼。入关后,天下底定,文事日盛,诸王公权柄,渐不如昔,康熙末年,诸王各树党羽,争夺储位,雍正帝即位,对异己大加芟夷,威服自专,诸王谨小慎微,不敢稍稍越轨。旗主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残余终于荡然无存。宗室王公惟知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才干日益衰退。同、光以降,宗室仕途,日渐拓宽,外可任道、府以上官职,京中也常居要津。当时国难方殷,内忧外患,清室倚用宗藩,无非藉资辅弼。但所用大多庸碌无能。亲贵用事,时人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的讥评,自然难堪重任。即便有一二较有能力者,又不免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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