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耻言主和，而不讲海防，好言攘夷，而不知外事，挥斥西学，不遗余力，及身当其局，则手足无措，往往败事。夫岂中国士大夫之好亡，而不乐自强哉？盖习于所见所闻，而囿于不见不闻也。
所以他极力主张讲究“西学自强之新术”，认为只要学他人所长，国家则可盛强。在《知耻学会后序》中，他建议通过兴报馆、求贤才、废科举、倡新学等途径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在文章中动情地写道：“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不思与英、德、法、日并驾于五洲，而坐视黑人、红人为奴，思执鞭而从其后，吾不可复见五大洲豪杰之士矣。”[33]言辞痛切，催人泪下，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寿富对八旗子弟冥顽不灵的保守态度尤为痛心疾首，指斥他们说：“八旗奉直诸君子，坚持旧说，悍然不顾，宁使外夷祸深，乱民愿遂，绝不肯为君父一变其故见，名为卫道持正，直是外夷之向导，乱民之表帅。”[34]作为统治阶层中人，寿富却指斥那些道貌岸然，“名为卫道持正”的政治保守派，实为“外夷之向导”，加重了亡国危机，批评是相当尖锐的。当然，寿富在鼓吹变法的同时，亦时时流露出矢忠于满洲统治者的思想。
在当时的满洲亲贵大僚中，大学士刚毅是一个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政治保守的典型。他识字不多，孤陋寡闻，在大庭广众中常说讹字，如任刑部尚书时，每称皋陶之陶作“如”字，尤其令人喷饭的是改“瘐死”为“瘦死”，反斥司员不识字；又将“聊生”念作“耶生”，诸如此类，留下不少笑柄。刚毅之类不学无术、愚顽保守的贵族官僚，无不具有敌视变法，盲目排外，猜忌汉人的特征。据说他“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对满汉畛域尤为深刻，曾书“汉人强旗人亡，旗人瘦汉人肥”十二字贴于座右。[35]他在慈禧等人怂恿下，专横跋扈，极力推行“排汉用满”政策。寿富对此极为不满，直言不讳地指出：“愈排汉，汉愈激；愈用满，满愈孤。吾族其无立足地乎？”对于寿富的这番言论，刚毅等人十分恼怒，污蔑他说：“长白晦气，生此异物也。”[36]
光绪二十四年（1898），寿富参加会试中进士，廷试二甲，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帝召见于养心殿。寿富奏对诚切，光绪帝为之动容。[37]不久，奉命赴日本考察政治。归国后撰《日本风土志》4卷献上。召见时，痛陈中国积弊及宜兴、宜革诸条款，引起光绪帝重视。待“戊戌政变”发生，他深知时局艰危，心灰意冷，杜门不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兴起，京师大乱。寿富上书荣禄，建议将董福祥军队调出京畿，然后解散拳民，说“董为祸根，拳其枝叶耳”。荣禄不纳。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寿富不忍目睹山河破碎的惨状，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僚说：“国破家亡，万无生理。乞赴行在，力为表明。侍已死于此地，虽讲西学，未尝降敌。”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缳死。[38]殉国时年仅36岁。绝命词3首谓：
衮衮诸王胆气粗，轻然一掷丧鸿图，试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
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私愧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兴。
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连竟陆沉，今日海枯石乃见，两年重谤不伤心。
诗中谴责满洲亲贵丧权辱国的媚外行径，表明自己报国无私的心迹。戊戌变法失败后，寿富受到种种诽谤；义和团运动中，又因为自己曾提倡“新学”，被众人指为“袒外”。对此，寿富均表示无愧无悔。他在殉难前惟一企盼的，是国家、民族将有中兴强盛之日。
寿富不愧为近代历史上满洲人民的志士仁人之一。他所以成为宗室中的开明派，与家庭影响所关甚大。父宝廷，官至礼部右侍郎，为宗室名士。为官直言极谏，奏疏传四方。曾上疏谆谆以八旗人才为虑。《请整顿八旗人才疏》云：近年八旗文风未见，大逊于前。一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无法，虽不乏读书应试之人，而专攻举业，所学非所用；一由于开捐以来，进身太易，捐一笔帖式，谋入档房，但能奔走攀援，虽目不识丁，不十年即可富贵。纵有聪明可选之才，沾染陋习，亦渐于轻浮卑佞。他建议培养八旗人才，应自整顿官学与笔帖式始。[39]八旗人才的荒废与匮乏，是清王朝病入膏肓的征兆之一，非整饬官学与笔帖式所能改变。不过宝廷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加以针砭，在“万马齐喑”的气氛中还是起到一定警世作用的。
宝廷为人不拘小节，光绪八年主持福建科举考试，途经浙东，船上邂逅风尘歌妓，一见钟情，入夜置千金于船中，携妓逃遁。寻奉旨革职。他从此芒鞋竹杖，策蹇游西山，日以吟咏消遣。晚年赋闲家居，自悔前行，痛感列强恣意蹂躏山河，忧心如焚。在一首五言诗中激愤地写道：“惜哉中国弱，兵绌财不丰，近属渐人夺，远境安能攻，瞿然大惊寤，热血沸五中。”但这时的他已徒有报国之心而无报国之力了。
盛昱也是清季宗室中有识之士。盛昱字伯熙，镶白旗宗室，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二年（187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迁翰林院侍读。讨论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其间数上章奏，弹劾大员。他的上疏持论开明，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光绪十年（1884），任国子监祭酒。[40]因政治上受到排斥，将精力投入考据学问。他崇尚风雅，精于赏鉴。在表弟杨钟羲协助下编成《八旗文经》60卷，是有清一代旗人文学作品的重要结集。盛昱政治开明，无满汉歧见。《春明梦录》一书说他“人甚不羁，菲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其实他的“菲薄满人”，仍是洞悉国势陵夷，外患相踵，八旗子弟却多不知自强自励，而生成的“恨铁不成钢”的复杂心理，实企盼八旗子弟能够重振先辈雄风。他将旗人的衰微归结为人口增多，旗制束缚，国库空虚，粮饷减成发放等原因。“八旗生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再加上贵族恣意挥霍，国势自然积弱日衰。这样就为列强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他目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割占土地，大声疾呼：“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任便。”[41]主张破除八旗制度，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全中国人，不分旗民满汉，联合一致共御外侮。而盛昱所云“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与前举寿富所谓“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可谓异曲同工，表明晚清宗室中的开明人士，在身份认同上早已突破满洲族人的狭隘局限，而自视为中华民族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这种观念的形成，是满汉民族长期陶融的结果，并为近代以来满汉各阶层人民在国难当头之际，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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