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将自己所领两旗作为遗产分给年幼诸子的做法，蹈袭了本民族的古老传统。女真之俗，年长之子陆续由家庭分出，幼子守户，侍奉父母。私有制形成以后，把一部分家产分给已成年诸长子去另立门户，被分出者叫“分家子”，年幼未分出者叫“未分家子”，未分家子有权承继家长留下的全部遗产。
长子析居，幼子守户大概是一种肇始于渔猎经济的家庭制度。它的社会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控制家庭人口，以适应渔猎采集过程中分散经营、流动生产、辗转迁徙，以及居舍狭小的需要。这种制度在金女真早期社会已经流行。《金史·世纪》记：“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金女真家中的未分家子称“蒲阳温”（与女真语、满语中的“费扬古”同一意，均指幼子），又名“主家子”。“主家子”者，即“主父母之业”。当父母在世时，与之同居止；父母殁，承袭其最后遗产。到了明代，女真人流行同一风俗。[39]足见这种传统源远流长。在努尔哈赤选任的和硕贝勒中，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等应为分家子，多尔衮、多铎两兄弟，则是未分家子。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以后，一次在谈到父汗遗产的处理原则时也说过：“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予幼子。”[40]在这以前，代善已将自己领有的两红旗中的一旗分给了长子岳讬。于是，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讬，各领一旗。
这8人中，莽古尔泰、阿敏为努尔哈赤亲侄，姑且勿论，此外均为他的诸子和孙子。问题是，努尔哈赤前后共生养16子，除褚英早死，是什么原因决定了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相继被授予全旗，享受殊荣，而其余诸子却多数毕其生而未至尊显呢？《满洲实录》卷末载努尔哈赤家庭成员时称：
太祖未即位时，先娶之后生长子褚英，……次子代善……继娶后所生莽古尔泰、德格类；中宫皇后生皇太极，即天聪皇帝也；继立之后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皇妃生阿巴泰；又三妃生五子：阿拜、汤古代、塔拜、巴布泰、巴布海。
关于努尔哈赤诸子，上引文还遗漏了第十三子、庶出之赖慕布，第十六子，庶出之费扬古。其中的三“后”，所生嫡子共计8人。明显的事实是，和硕贝勒的人选严格限定在嫡子范围，换句话说，在8嫡子中，除德格类因某种缘故受到冷落外，其余诸人在努尔哈赤生前先后被授予整旗。而庶子即使年齿徒长，亦绝无领旗的奢望。如皇太极庶兄阿巴泰，年长功著，也不过附入弟旗，分得6牛录庶民。[41]在明中叶以前女真部落酋长家庭中，尚未发现诸子有嫡庶之别的迹象。努尔哈赤建国，以诸嫡子分领一至两旗，是政治等级制度发展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突出反映。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在分析天命年间金国制度特点时指出：“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主之分。”旗是和硕贝勒的私产，除父汗以外，他人不得染指，属人也无权越过自己的和硕贝勒（旗主）与它旗交结。和硕贝勒与属人间建立起类似君臣，义如父子的严格隶属关系。天命八年努尔哈赤处死了老臣额尔德尼，罪状之一就是越过旗主多铎，向它旗贝勒索取财物。[42]其时旗主多铎也不过8岁。
旗的私有性还表现在它的继承有一定统系：蓝旗原属舒尔哈齐，努尔哈赤将其幽杀以后，仍将镶蓝旗分给其子阿敏，天聪四年（1630）阿敏获罪以后，该旗转入其弟济尔哈朗手中；红旗初为代善私产，以后镶红旗由子岳讬继承；至于本身领属的正红旗按传统应归幼子萨哈廉；白旗原属褚英，死后转归其子杜度，这种统属关系一直保持到天命末年；黄旗为父汗自己所有，以后也留给幼子。旗作为家产在家庭内部继承的事实，充分体现了这种分配的私有性质。对旗的私有，奠定了和硕贝勒的实力地位。旗是以牛录为细胞的，牛录则以壮丁来编组。和硕贝勒通过对旗下人丁的占有，实行强制的或超强制的经济剥削，敛取粮赋、杂物，签派劳役。
对旗的私有，又成为八家和硕贝勒势均力敌，不相统属的经济基础。“得些人来，必分八家共养之”；“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共用”；战斗力役，抽甲派兵，举凡与国家有关的公共开支，统统由“八家均出”。[43]以此为前提，又有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的构建。
努尔哈赤和他的亲近子侄，组成治理国政的最高领导集团。
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对传统部落组织进行全面改造的同时，正式建立议政会议制度：“每五日一次，使诸贝勒大臣聚集衙门议事，是非公断，作为常规。”[44]
努尔哈赤起兵初，子侄年幼，凡重要军政事务只能依靠视为股肱的五大臣额亦都、何和礼、费英东、扈尔汉、费扬古议决，组成以努尔哈赤为主的中枢议政集团，随着子侄次第长成，年长诸子成为各掌一旗的和硕贝勒，五大臣渐被疏远，分别拨入各旗任固山额真，成为和硕贝勒的附庸。参与议政不过陪同末议，失去了昔日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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