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觉罗犯罪被遣戍后，按规定要停发养赡银米，但考虑到其妻女无倚又无子可继者生计维艰，所以也给予照顾。规定由族长、学长出具图结呈报，是宗室妻每月给予2两养赡银，觉罗妻给予1两5钱银米；宗室女每月给予1两5钱养赡银米，觉罗女每月给予1两银米。[174]清廷发给普通宗室、觉罗养赡银，主旨是为了周济贫困，稳定族内关系。基于同样目的，对宗室、觉罗娶妻、嫁女、病故丧葬等人生大事均有赏赐。
康熙中叶，闲散宗室有甚贫者，遇婚丧之事每至称贷积逋。玄烨听说后命宗室中有力者资助。不久又发现，在一些有爵位的宗室中，也出现了因家贫无法出嫁的怨女。康熙五十五年（1716）四月宗人府奉旨：“查核宗室内家贫不能嫁女者，主子（指玄烨）给婆家。”奉旨查得：八旗宗室女有41名待嫁。其中奉国将军女8人，奉恩将军女1人，官员女2人，余皆闲散宗室女。玄烨谕命：待这些女孩出嫁时，各给银100两；“除此所查女孩外，凡女孩到十八岁，若无说媒之人，即出具缘由，由宗人府视来告情由，即奏闻可也。”[175]此前，宗室婚礼赏银60两，至此改为100两；丧礼赏银80两，至此改为120两。赏赐范围仅限定在闲散宗室及其子孙，但闲散宗室官至大臣待卫者，不准给；宗室大臣侍卫之子，未分家者不准给，已分家者系闲散宗室亦准给；镇国将军以下至奉恩将军，媵妾所生之子，除正室无出，承受正分家产者不准给外，其余未分家者不给，已分家者果系闲散宗室亦准给；将军等媵妾所生之女，父故出嫁，除有承受正分家产之兄弟遣嫁外，其余亦准给。乾隆元年（1736）定，觉罗婚礼给银20两，丧事给银30两。自七品官以下至闲散觉罗，皆准给予。[176]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每年固定恩赏银1万两，作为赏赐在京宗室觉罗和盛京宗室觉罗红白事件之用。实际上支付赏银常常超出，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红白事件赏银总计3.1万余两，乾隆五十二年（1787）红白事件赏银达3.5万余两。[177]甚至对那些坐吃山空、卖掉田宅的宗室、觉罗，也赏给银两置办土地房屋。如乾隆十一年（1746）赏银8000两，先给“甚贫乏”之宗室40人，每人银200两，各交族长、学长等代置房地。并决定以每年40人为率，为其余无业宗室陆续代置房屋，“俾五六年间皆得渐次立业”。[178]宗室遇到火灾事故，也可指望资助：被火房屋，每间赏银5两，如实系贫窘者，由族长等同保，每间加倍赏银10两，除上述常规性恤赏外，还有各种临时的赏赐。所有这些带有救济族人性质的工作，主要是在宗人府主持，并在族长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清朝尽管对宗室、觉罗作了种种照顾，但其优待的重点始终放在有爵位宗室、特别是高爵位贵族身上。宗室贵族高爵位与低爵位的待遇已很悬殊，对比最高爵位亲王与最低爵位奉恩将军的俸银，竟相差90倍（详见附录一表3）。闲散宗室一年的养赡银30两，闲散觉罗为24两。而同治七年（1868）一次赏醇亲王修理坟墓银就有5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醇亲王移住贝子毓府时，又一次性赏给醇亲王银10万两，并赏给移居西直门内半壁街空闲府第的毓银1万两，用于新居的修缮。[179]这种连续不断的巨额赏赐与普通宗室得到的恤赏，相差不啻霄壤。
第四，教化族人。
宗族教育有多种形式，除了兴办宗学、觉罗学外，还要求族长承担起平时训导、约束族人的职责。嘉庆帝曾亲撰《宗室训》，斥责宗室“不肖子弟，越礼踰闲，干犯宪章者，亦层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他批评管理宗人府王等只知奉行成例，“同一宗室，视同陌路”，并强调说“诸王管理宗人府，虽曰国事，实家事也”。最后，他要求诸王、诸族长时时教训子弟，一是要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立身之要”，一是要督导“国语骑射读书守分”的“应为之事”。[180]
诸族长除了传布教化，用儒家观念熏陶子弟，使他们循规蹈距外，还负有维护族内等级秩序的义务。乾隆五十三年（1788）谕：宗室人等束用黄带，示尊重也。觉罗人等当束红带，前已节经降旨禁止僭用。今见觉罗人等带色又渐似黄，竟无所分别。此断不可。[181]觉罗带色已由红变黄，屡禁不止，主要是为了在服饰上向宗室攀比，并在外人面前炫耀高贵的身份。这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乾隆帝却不止一次降旨，要求严厉禁止。
清中叶以来，许多八旗子弟耽于游惰，追求浮华的生活，乾隆皇帝深为宗室子弟前景担忧，反复要求宗室王公、总管族长等“训谕各该管宗室觉罗旗人，令伊节俭度日，勤慎当差，演习一切清语骑射技艺，不可好勇斗狠，酗酒滋事；且不可任意各处游旷，流入匪类恶习”。他还警告说，若宗室觉罗中仍有滋事者，必将失察的宗室王公、总管族长等一并治罪，决不轻贷。[182]嘉庆帝看到宗室中酗酒斗殴的事时有发生，大为恼火，指责族长、学长及宗人府王公，“平时不加管束，有事但请处分，徒令群干吏议，反长刁风，于教化毫无实效”。[183]于是规定，以后宗室人员犯流罪以上者，要将失于管束的宗令、族长、学长等分别轻重惩处。大批宗室、觉罗居处京师，终日无所事事，寻衅闹事者屡禁不止。清帝多次谕令宗人府王公及各族族长“认真教训，不时稽查弹压”“严加管束”。但收效不大。嘉庆朝开始将一部分闲散宗室、觉罗有计划地分拨盛京，美其名曰：“观摩善俗。”颙琰认为“盛京为本朝发祥之地，风俗醇厚”，令集中居于宗室营，设族长、总族长稽察出入，在营内居住弹压。[184]这种集中管理的办法，多少有点发遣的味道，何况在拨往者中，除无业人员外，确有些“不安本分”的分子。因此被移人员多不安心，宗室果敏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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