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是个政治权谋家，他能够在权力和亲情的夹缝中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左提右挈，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在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时，与太平公主进行权力角逐，使亲情遭受最为严重的一次破坏。可是他在稳固权力时，没有继续使用屠刀政策，而是一直在用“孝亲”的伦理观念。对于受其恩惠的皇族诸王来说，在亲情的熏风软雨中主动交出权力，总好过幽暗血腥的宫廷岁月。
时任内直郎的韦宾是薛王业妃子的弟弟，他和别人私下议论涉及皇权体制的问题，这显然犯了帝王大忌。事情发生后，李隆基大为震怒，杖杀韦宾。薛王妃害怕受到牵连，终日忐忑，坐等命运的裁决。就在这时候，唐玄宗召见了自己的皇弟，薛王业接旨后惶恐不安，在宫殿外徘徊良久，始终不敢面见玄宗皇帝。李隆基亲自走出殿门，扶起薛王业，然后给了一句宽慰之语：“我相信自己的兄弟，不会轻易猜忌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薛王业听到这句话后内心所起的化学反应。
话虽然说得漂亮，但是之后唐玄宗还是适时推出了一道《诫宗属制》，“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也就是限制皇室成员的行为自由，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有了这样一项制度，诸王们都不能再有其他想法了，只好做个一天到晚宅在家里的王子，如此一来，对皇权的威胁也就自然解除了。
然后李隆基又专门设宴招待薛王，下旨安慰薛王妃，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对待他们。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中规则是难以更改的。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李隆基展示他“孝亲”的一面的时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话：“政治就是演戏。”而前期的李隆基就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当然皇室诸王对李隆基的心思也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当时有几个官员喜爱书法，和岐王范过从甚密，他们常常到岐王府饮酒赋诗，欣赏书画古迹。唐玄宗知道以后，将这几个官员全部贬离京城，不过对岐王范的态度并没有丝毫改变，依然情深义重。
岐王范病逝的时候，李隆基悲痛不已，特地停朝三日，亲自书写《道德经》，为他追福，数十天撤膳吃素，在官员的一再劝说下才恢复进膳。诚如史书所载：“天子友悌，近古无比。”可是在兄弟纵乐嬉戏的背后，李隆基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剥夺了五王过问政治的机会。
为杜绝皇室子嗣参与政治，唐玄宗的做法甚为严厉，皇室子嗣分割削弱政权的机会由此不复存在，而与此相应的，其拱卫补充皇权的作用也同样丧失。
唐玄宗为了加强君权，对皇族诸王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皇族成员的地位也一路看跌，逐渐混同于普通世族。
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李隆基对任何威胁皇位的人都持有不信任的态度。为了强化君权，消减皇室宗亲对皇位的威胁，他并未恢复唐高祖创立，太宗、高宗两朝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任用皇室诸王镇守地方的政策，此时的皇室宗亲虽然加“遥领节度大使”等称号，但是不再赴任，徒有虚名而已。
高祖、太宗时期为帝国的巩固时期，高宗时期为帝国的发展时期，玄宗时期已逐步进入繁荣时期。帝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根基已经十分稳固，当时唐玄宗以为“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唐玄宗鼓励宗室及大臣从事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李隆基执政期间，为了限制皇室诸王的权力，除了在精神生活方面让他们陷入迷醉，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做出了种种限制，尤其是在婚姻生活方面。帝国建立初期，李唐宗室诸王所娶的王妃有不少是朝廷重臣之女。这一时期，皇帝对自己的子嗣还是比较放心的，并不担心他们会和妃家联起手来对抗皇权。对于皇族成员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一方面来自自己的皇室血统，另一方面则来自妃家的势力。
唐玄宗时期，出于防范的目的，对皇室诸王的社会属性也进行了种种限制。所谓的限制，主要是针对王妃的家庭背景。在唐玄宗的干预之下，皇室诸王所娶的王妃大多不是朝廷重臣之女，而是出身于中下级官员之家。
唐玄宗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打破他们强强联手的权力递增法则。皇族成员与妃家相互联手就可能威胁到皇权。唐玄宗的十三子一孙的妃子中，妃父官品普遍较低，没有一人是李隆基信重的大臣。
唐玄宗生于皇家，身为帝王，一直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地带，他既要维护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又力图不伤害血缘亲情，确实很难。李隆基的高明之处在于处理权力与亲情时有礼有节，他的举措如同权力世界的化骨绵掌，游走于有形无形之间，在最自然的状态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权力的运用与形象的维护很好地融合起来。中国历史不缺乏变态的权力者，很多权力者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做法远远超出了政治需要。但李隆基把握住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以政治利益为实现孝亲的最高原则，当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与血缘亲情发生冲突时，政治利益至上，当二者可以两全时，极力两全。可以说唐玄宗的一生都在权力与孝亲的夹缝里寻找最大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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