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林甫任期内，李隆基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中，逐渐不再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身为首辅的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更加深入和全面，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时止，朝政基本处于李林甫的“独裁”阶段。之前，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刚刚登上帝位的李隆基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阶段，首辅宰相是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的皇帝手下工作。
李林甫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政权是繁荣的，对外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他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位。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竟然会一语成谶。
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
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连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开始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为了应对权力集团内部的党派斗争，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李林甫开始对朝廷高层进行组织机构改革。
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李隆基提出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自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李隆基追慕太宗李世民，怀有征服四夷的雄心，在节度使的任用上和以往有了较大变化。一是节度使任期过长，多年不予调换，安禄山就担任了十四年平卢道节度使。二是节度使常一人兼统多镇，兵权开始集中。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统兵二十六万七千人；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十八万三千人。三是重用番将，诸道节度使中有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四个番将。此前唐廷对于番将虽然百般笼络，但极少让他们担任地方大员。四是节度使权威过大，除了独掌兵权外，还握有地方财政和民政大权，助长了其对中央的离心力。
就连高力士都曾经向李隆基表示对边将拥兵过重的忧虑，李隆基没有太在意，而实际上此时哥舒翰和安禄山两人一共拥兵三十三万一千五百人，战马五万六千匹，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和70%，而且离都城长安距离很近，李唐王朝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上。
在唐玄宗之前，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这就像绑在边帅身上的三根绳索。有了这三根无形的绳索，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谁也不会想到，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突然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根绳索。
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李林甫改革，让帝国各处的军政领导者都成了安禄山这样的胡人，为帝国边乱埋下了伏笔。李林甫专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李隆基执政后期耽于酒色而日渐昏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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