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追随自己多年，而且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功臣，有心饶他不死，然而却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牢中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诀矣，自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言罢泣下沾襟。
押往刑场斩首的时候，侯君集不失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地对监刑官说：“我一误再误，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便已侍奉左右，此后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吐谷浑和高昌），乞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以继承侯家香火。”侯君集被斩首后，李世民命人抄没了他的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只将他们流放岭南。
魏王李泰盯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嘴角掠过一抹深藏已久的微笑。他相信，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随后的日子，他天天入宫侍奉父皇李世民，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孝顺和谦恭。
李泰的表现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此时此刻，也唯有李泰可以抚慰他这个天子兼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灵。李泰这个孩子，自小聪明伶俐，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论起相貌来，也是器宇不凡。再加上他向来便表现得礼贤下士，相比之下，患有足疾的李承乾便显得失色不少。由他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嫡长子已经废了，由次子来继任储君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基于如此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太极宫正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李世民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手边跪着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右手边跪着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
原以为废掉李承乾，李泰继任储君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可现实远比想象复杂，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因立场不同而分作两派：岑文本、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则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意外，魏王李泰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感谢命运，还是该诅咒生活——就在朝堂上下认定他入主东宫是板上钉钉之事时，那个不起眼的晋王李治居然会从斜刺里杀出。看着这个嘴上没长毛却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平心而论，他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从来没有想过将他立为太子。是这帮大臣太有想象力，还是自己做得远远不够？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而且，李治除了年纪太小外，还有一个致命缺点——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七岁的李治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也就是说，一个人讲究孝道，首先是孝顺父母，然后才能对待君王，最后才是立身。
此番见解令李世民欣喜不已，他说：“你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善待我和你的那些兄弟，尽到一个君王和臣子的本分。”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凄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如果说，李世民对魏王李泰的“宠”是一个皇帝对后备储君的赏识和期望，那么，他对晋王李治的“宠”则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
前者关乎政治，而后者关乎亲情，二者并不是一个平台上的较量。而今，让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定又如何下？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着他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在这里打了一张悲情牌，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但是在这场权力站队中，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吃这一套。谏议大夫褚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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