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此之前，杨广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有一首现代诗《杨广本纪》，里面有这样一段：“诗人注定不会成为最称职的帝王/即便有了鞠躬尽瘁的心情/诗人就是诗人/要不个性懦弱的文人/或者热血沸腾的疯子。”综观杨广的一生，这段话为他做了诗的结论。
3.杨广活在谁的幻想里
大业元年（605年）一月三日，杨广在大臣们的注视下，威仪地走向皇帝宝座。官员们行礼如仪，匍匐在他的脚下，这使他看上去似乎拥有无边的法力。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这种法力的控制。那一刻的杨广回头看了看，满朝文武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这一细微动作。他总觉得身后有两双眼睛在无时无刻地盯着自己，一个是先皇隋文帝杨坚，一个是他的母后独孤皇后。
一直以来，杨广习惯了活成他们所期待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那段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的目光虽然无法穿透他的伪装，但也常常令他束手无策。
为了能够得到王位，杨广将真实的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贵为帝王和王后的父母面前，他以一个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百无禁忌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杨广带着臣僚登上了邙山的最高峰——翠云峰，那里曾经是老子的炼丹之所。西望云天，都城长安隐没于重重关山后面，那是先皇留给他的遗产，那里虽然有雕栏玉砌的宫殿和如花美眷，但他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又将目光望向了东方，如果说长安是先皇的荣耀之地，那么洛阳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新生之地。从长安到洛阳，就像是上天在指引他去完成一场更大的突围。
突围，一个新鲜而刺激的词汇，想想都让他觉得莫名的兴奋。平心而论，杨广所开创的那些事业，只要拿出其中两件就可以将他送进伟大帝王的名人堂。比如说科举考试，比如说大运河。之所以没能进入，是因为他太接近于一个离地三尺装神仙的狂傲诗人。才华这种东西大部分时候总是与理性相悖，如果才华始终转化不了才能，越投入就越疯狂。一个国家奢华浪费不说，穷兵黩武不说，没完没了的劳役也不说，农民被帝国无条件征用，他们被迫从土地上出走，失去土地的农民就这样被逼入生死一线。
隋王朝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中，与即将崩溃的权力体系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帝国权力倾轧的杨玄感起兵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从而打响了帝国官员反对杨广的第一枪。他是杨广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一个帝国的二品官员起兵造反，它的伤害值并不仅限于城池的失守和军队折损。对于帝国权力集团而言，它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使隋王朝的政治体系分崩离析。杨玄感起兵有家族仇恨的因素，其父杨素的死与杨广有着密切联系。
杨玄感与李渊一样，不仅是隋王朝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有远亲关系。其父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文帝杨坚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他本人官至礼部尚书，在杨广远征高丽之初，负责督运军需。也就是说，在那些叛军的领导层中，杨玄感算是杨隋帝国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
大业九年（613年）春天，在今天的山东地带连续爆发了数起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极度不满，纠集军队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其围困起来。杨玄感喊出的口号是“为天下解倒悬之急”，也就是说他要解天下生民于水深火热。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者在动兵之前都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往往体现在他们的口号上。
杨玄感是贵族子弟，是帝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不可能像农民起义那样，打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王室贵族起义一般打着“清君侧”或者与政治改革有关的口号，这样才能让旧的体制从内部瓦解。杨玄感在这时候举兵，一时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张。
杨玄感起兵反隋，带来的影响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杨玄感起兵在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导致了大分裂。杨玄感起兵与隋炀帝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业年间，帝国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在权力结构内的影响力，将帝国权力重新洗牌。政治改革往往会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杨广的改革体系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杨玄感为代表的一批关陇集团重要成员的特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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