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人以“礼义廉耻”的四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告密者所实施的告密行为无异于破坏传统文化和人性根源的杀伤性武器。在权力者的保驾护航之下，告密者们狠狠地将礼义廉耻踩于脚下，如同一个人撕下面皮露出动物的本性。他们追逐利益就如同蚊蝇趋腥，道德不再是一个人生存的法宝，善良也成了造就个人命运悲剧的根源。利益，赤裸裸地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只要有利益可以捞取，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些藏匿于人性深处的欲望火种，很快就燃烧为吞没世道良知的燎原之火。那些靠出卖他人换得自己百倍身价的告密者，庆幸自己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救命稻草，做出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虽然他们在此前也曾经痛恨过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权力的倾轧，可是当利益向他们招手的时候，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利益的温暖怀抱。
神都洛阳就像笼罩上一张巨型的大网，每一个人都成了网中待捕的鱼儿。
光宅元年（684年）五月，嗣皇帝（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只做了一个多月皇帝的李显，就这样被他的母亲赶下了乾元殿，幽禁到别殿，同年四月又被流放房州。他的皇后韦氏也同时被废，韦氏族人均流配岭南。发生政变的第二天，武则天宣布，立她的第四子豫王李旦为新的皇帝，史称睿宗。武则天开始临朝称制，经过一年的调节和休整，六十岁的老妇人开始向帝位发起猛烈地冲击。她无须再躲在帷帘之后发号施令，已经没有人能够制约她的野心。
武则天明白自己插手皇权必然会引起天下人的不满，有可能将帝国内部潜伏的不安定因素再次激活，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于是，武则天又是一阵紧锣密鼓地安排，恩威并施，稳定政治局面。
这一天，京畿飞骑（皇帝骑从）十余人在酒肆里聚餐饮酒。酒过三巡，其中有一人话语间提及皇帝废立之事，言语中流露出不满和不恭。大概是说，侍奉新皇帝还不如侍奉废掉的中宗所得奖赏多。谁也不曾留意，此时有人悄然离场。还没有等到酒席散去，官兵已经把他们堵在了酒馆里。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发牢骚的人被斩，其他的人因知情不报被绞杀，告密的人则被提拔为五品官。《资治通鉴》记：“告密之端由此兴矣。”
垂拱元年（685年）三月，一个明媚的春天，武则天向天下官民打开了那扇告密之门，数以万计的人就像迁徙的候鸟从帝国的四面八方飞至神都洛阳。他们像春天的信使，朝四色铜箱里投进内容芜杂、带着不同目的的密信。他们的表情凝重而愉悦，凝重是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愉悦是因为他们感谢武则天赐予底层草根上达天庭的机会。
他们不远万里而来，坚信所有的诉状和谏言都会按照帝国的法律程序递交到武则天的手中。掌管铜箱钥匙的监察官员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开启铜箱，用布袋将密信装好并密封，于第一时间送达宫中。他们在清理密信的过程中，发现每次都是黑色通玄箱中的投书居多。
有人据此推断，朝堂外的世界并不像这个明媚的季节一样充满温暖、光明和正义，而是布满了冤屈、阴谋和仇恨。一夜之间，神都洛阳的大街小巷都塞满了风尘仆仆的告密者。帝国官吏们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他们心里不由得对年逾六十的武则天充沛的精力佩服不已。六十岁，放在今天已经是退休的年纪，可他们的太后好似打了鸡血。
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君王与庶民的直接对话。到了七百年后的大明王朝，朱元璋才再现这种场面。所不同的是朱元璋发动底层民众压制官僚，而武则天更多的是发动官僚斗官僚，是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在朱元璋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表面上看，帝国的子民们在这里遵守的是朝廷颁布的正式章程，其实不然，因为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武则天，他们走的都是非正式章程的路线，与天条律法没有多大的关系。中国历史的记载里，很大一部分是官僚与皇权的博弈。官僚需要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来维持权力份额，而君王也常常需要借助权力来限制官僚集团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将第三方拉拢到自己的范畴，谁的胜算就大一些。
对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来说，第三方就是帝国的农民。对于武则天来说，第三方就是那些不反对自己的中间派和民间人士。
帝国通过法制和惯例为老百姓提供了“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一系列途径或方式，以满足他们在受到损害时的需求，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防止官吏豪强过分为害。但是在各种权益救济途径中，“告御状”是最不现实的一种。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有三：
第一，有越级上访的嫌疑。历朝历代都把“告御状”视为权益救济的最后途径，在大部分情况下，朝廷会禁止那些没有经过地方审理、直接呈递到中央各级衙门处理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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