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8.相加得五二、九〇九、二〇九，比同书之总数五二、九一九、三〇九，其万、百两位不相符合，则许任一数有误。
249.《新书》五一《食货志》言每丁岁输稻三斛、绢二匹，非蚕乡则岁输银十四两，皆是极端荒谬之错误，森谷书亦沿之，可参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四五及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六。又《南北朝经济史》谓太和十年前调以户为单位，十年后以一夫一妇（床）为单位，唐以丁为单位，税制一步一步的缜密云云，（七二—七三页）所论并未抓得重点。太和十以前尚未行均田制，唐则女不授田，征税自须随田制之改革而改革，此非税制趋密之特征也。
《晋书》二六：“……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应以“不事”为句，《洹子齐姜壶》之“余不其事”，犹云“我不管”，即不加征赋也。又汉高诏：“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注释为不徭赋。徐士圭读作“老少虽‘不事远夷’‘不课田’，但也要尽些换纳粟米的义务。他的等级近者输义米户三斛……”（《中国田制史略》四四页）语不可通，故附此正之。
250.《后汉书·明帝纪》，即位后，诏“勿修今年租调”，唐长孺以为“在东汉初年调已成为人民经常交纳的一项，可是没有规定其数额及缴纳物，直到曹操始将调加以固定化及普遍化”，（《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六四页）申言之，此时之调，即是包括一切的调发。
251.租布”一名，《南北朝经济史》谓“系田租与调布之合称”，（六五页注四）唐氏亦认“租是田租，‘布’就是户调”“布只能是一种税目”，又“南朝将‘布’一词代替了户调”（同前引七三及七五、七六页）。此解如不误，则与新疆发见之“租布”（布上写“婺州信安县显德乡梅山里祝伯亮租布一端光宅元年十一月□日”，见斯坦因《腹里的亚洲》第三卷附图一二七），意义迥异，唐之“租布”系两字名，与“庸调布”相对立（同上引又有“婺州兰溪县……姚君才庸调布一端神龙二年八月□日”），犹云江南诸州租回造纳布之布。
《南北朝经济史》谓租布在“《宋书》卷五《文帝纪》为税布，卷六《孝武纪》称田租布”；（同前引）余检《宋书》五，只有元嘉四年三月“其蠲此（丹徒）县今年租布”及廿六年三月“复丹徒县侨旧租布之半”两条，并无“税布”字样，或是根据误本。《宋书》六，大明三年“三月甲申，原田租布各有差”，其读法颇有疑问，如依前引同书之说，布即调布，则“田租布”得断读为“田租与布”，非“田租布”为“租布”之别称也。
252.《齐书·武帝纪》，永明四年五月下云：“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南北朝经济史》以为“二分取钱，一分取布之误”，（八二页）固然毫无证据，即唐氏所释，（同前引八二—八三页）亦未能令人满意。唐引《隋书》二四，梁初唯京师等地用钱，诏明言输钱处，可知亦有不输钱之处，拙见正与相同。惟（一）诏书之“户租”，彼谓户指户调，租与户仍是两项，则大可商榷。诏下文所言与田租无关，无提出田租之必要，余谓“户租”即“户调”之变文，犹诸唐氏认“调”字有两种不同之用法也。（二）《齐书》四〇《萧子良传》：“诏折租布二分取钱，子良又启曰……且钱、帛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直，进违旧科，退容奸吏”；据传，子良上启亦是永明四年事，但唐氏认为“二分取钱是加重，诏书之一分取钱是减轻”，上启“跟上面的诏书可能有关，却不是一件事”，因解“二分取钱”为“三分二取钱”，似乎出于误会。余认为“二分取钱”者即将应纳之布分作二分，其一分取钱之谓，文过简省，遂欠明白，然意犹可通，若谓“二分”同于“三分二”，恐无此混沌之文法也。诏虽如此说，外边奉行与否又是别一问题，启文之“或闻长宰，须令输直”，盖谓官吏阳奉阴违，不肯半数取布，故再向朝廷揭发。如此解释，则上启应在下诏之后，直是同一回事之发展矣。抑又思之，田租大致须取谷，乃统治者对水旱之最要防备，传文之“租布”显为“调布”之变文，与“田租”无关，故前谓“户租”即“户调”变文，此亦一旁证。
253.《史记·范雎传》绨（音啼）袍注：“盖今也”，又《急就章》颜师古注：“络即今之生（始移反，又式支反，音施）。”王应麟补注：“今俗作，非是。”《广韵》作，云：“缯，似布。”按粤中旧有“生丝”一种，质薄，当即此。又据天宝四载官帐，缦绿及大练每匹估四百六十文，缦绯五百五十文，大生绢四百六十五文，陕群（郡）孰六百文，河南府绝六百廿文（《敦煌掇琐》三），则价在上举各种中为最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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