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开元十六年十月敕：“自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会要》八八，并参《宣公集》一八《军粮事宜状》、二二《请置义仓状》及《旧书》四九）
6.“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户部尚书……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籴杂支、春彩税草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会要》五九）按仙客于廿四年十一月始入相，（《旧书》八）此云“承前”，即是廿四年之前已有和籴。
7.“凡和市籴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六典》三）原校云，“《旧唐·志》作和籴和市”。按《六典》虽呈上于开元廿六，然着手纂辑，早在多年以前，且是“排比当时施行令式”（用《略论稿》八二页之语），亦见仙客作相前已有和籴。
合各证观之，和籴之法，隋之前早行于北魏，实由常平、均输演变而来，原以均货利民，但政府需要某种物品时，亦得适用其法。贞观在开元前百年，京师已设许多和籴专官，开元十六又令所在和籴，足证其绝非“河西地方化”。陈氏固屡引《会要》八八及九○两卷，独证圣元、开元十六两条避不提及，此非由于偶然疏忽，实“系统论”之成见误人不浅也。
《新书》五三全文云：“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初有”指河西而言，即是说，河西原无和籴，后因边军需要，乃将中原和籴法推行于河西，以充当地军食。《新书》又接言：“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羡。”曰“广”则示原来关辅已行此法，不过是时再加扩充。陈氏不会其意，竟认为中央制度变而河西地方化，正适得其反。《敦煌掇琐》六六号有《天宝四载豆卢军（属河西）和籴汁帐残本》，又高适《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天子务西州之实，岁籴亿计，何始于贵取而终以耗称，俾边兵受寒，战马多瘦，挽域中之税，铸海上之山，江淮之人，盖奔命矣。……我幕府凉公勤劳王家……”（哥舒翰于天宝十二年封凉公，并加河西节度）实缘开、天之际，西北用兵频繁（见前廿五、六节），故就近在河西大行和籴，免运输之困。依和籴正规，固行于有余价贱之年，其违此者非法制之正轨；（参前引《宣公集》一八）然陈过分信《明皇杂录》“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安远是“开远”之讹，陈氏谓本名“安远”[16]，实未详考故书），未察当日用兵之实，遂谓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始得行收购之实，西北边州“为当日全国最富饶之区域”[17]。则须知长安西出万二千里，已达今之帕米尔，其中大半沙漠不毛之地，即就敦煌以东言之，亦只河西走廊一段较为肥沃，比之江淮大平原，要为落后许多。陈氏乃据此为立论之点，固知其脱离现实也。
第四十一节 中唐后理财之言论及方法
开元之初，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中间虽尝罢遣廿余万（《通鉴》二一二开元十年），然不久而屡兴战役（东北、西北及西南）。安史乱后，更军费大增。职是之故，不得不讲求理财，理财又可分言论与方法两项记之。据余所见，通李唐一朝，其言论可取者得二人焉。
（一）刘彤 北周之际，凡盐池、盐井，皆禁百姓使用，官赋其税，隋开皇三年始罢之。（《隋书·食货志》及《通典》一○）入唐后，诸州所造盐铁，每年虽有官课，但中央似不大过问。开元九年[18]左拾遗刘彤上论盐铁表云：“……然而古费多而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民盛事也，臣实为当今宜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捐有余而益不足。……然臣愿陛下诏盐铁木等官，各收其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同上《会要》）其计划之大致，即（1）凡人民未获国家许可，不得霸占公地、公物，以取丰富之利润，此种获利甚厚之事业，应归国家专营及贸易。（2）贫穷之民，宜免除徭赋，使得专心务农。（3）如果贫民可以蠲免税赋，则被压迫之民众，自然望风景附。其言颇与近世主张国家收入主要靠国营事业之理论相近，见解迥出向负唐代理财盛名的刘晏之上。玄宗曾令姜师度、强循[19]等计会办理，卒以沮议者多，并未由中央收管。（同上《会要》）
刘彤“柔荒服”之见解，实即儒家所谓“王道”，如果善于体会及运用，何难化臭腐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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