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现非正式铸行之唐钱：
又会昌毁佛后各地所铸开元钱，其背均注明地名，计有昌、京、洛、扬、蓝（蓝田）、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平州）、兴（兴元）、梁、广、梓、益、福、丹（丹州）、桂等廿三品。
再就当日钱币经济情形言之，我以农立国，基本就是农业经济，工业不发达，境内金银铜比较缺乏，对国际贸易，除丝、茶及小量瓷器外，无贵重物品，入输者率皆量轻之奢侈品，以故常处于入超劣态，铜货外流，同时又由于佛寺之大宗消耗，晚唐遂长受铜缺钱荒之害。长庆元年杨於陵奏称钱币流入四夷。《大和上东征传》云，鉴真东渡日曾携大量铜钱。大食人Abu Zeyd称，唐末波斯湾有中国钱币散布。此亦是唐末币荒之一个原因。
铜币转挽，费巨而劳，各州或禁见钱出界（见前文），更不得不别谋救济，《因话录》六称：“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以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钱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元和七年，王播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旧书》四九）同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新·食货志》）是即后世汇兑之先驱，且有由公家经营者[35]。
乙、矿冶
铸币与矿冶相表里，《新书·地理志》，各县下只有五金出产之简单记载，无详细描述。同书五四《食货志》称：“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按信州，乾元元年始由饶州析置，此称五州，当系肃宗以前之统计）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36]，锡山二，铅山四”（合散只得一百六十五）。然古代采矿用旧法，时开时闭，所在多有，据《食货志》所搜集之材料，略参他书各时代出产之额，往往甚悬绝，兹概述如左：
高宗麟德二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
玄宗开元十五年，初税河南府伊阳县五重山银锡（据《元和志》五，每岁税银一千两）。
宪宗元和三年，复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铜坑，又令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参据《会要》八九），采银一两者流它州，银冶废者四十。逾年，复诏岭北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禁见钱出岭，计岁出银十余万两[37]，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七年，复开蔚州飞狐县三阿冶铜山（参据《元和志》一四）。文宗时，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
宣宗时，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岁率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38]，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唐之银矿，大概以饶为最著，贞观中，权万纪上言，宣、饶银大发，太宗斥之。厥后，总章初，用邓远议，置场榷银，号邓公场，又称德兴场，南唐因以德兴名县。其次，抚州临川县上幕镇东二里有银山，唐亦尝置监。又莱州昌阳县东一百四十里有黄银坑，隋开皇十八年，辛公义于此冶铸得黄银，大业末及贞观初更沙汰得之。
第四十三节 庄 田
近世译manor为“庄园”，然其本质与唐之“庄宅”或“庄园”（庄亦作）有异。古典中庄字无“田庄”、“庄宅”之训，今北方村落以某庄或某家庄为名者数不在少，是知中古时代庄宅之组织，颇占重要位置。白居易曾称其远祖白建有功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长庆集》二九）大业末，柴绍妻平阳公主自归鄠县庄所（《旧书》五八），则北朝之末，其名已著[39]。武德八年《赐少林寺教》：“前件地及碾，寺废之日，国司取以置”，（《萃编》七四）是唐初皇室已自置庄之证[40]。李吉甫《百司举要》称，则天分置庄宅使。（据《事物纪原》六引）今所见遗文，掌其事者名内庄宅使（《会要》八三大历十四），亦曰庄田使（《元龟》四九一贞元廿一）或庄宅使（《文苑英华》四四一咸通八），其田或为各州府所没入，（同上《会要》）有时亦以卖给人民。（《萃编》一一四大中五年《敕内宅使牒》）安、史之乱，尤急于搜括，以济军用，如肃宗诏“其近日隔绝人庄宅，宜即括责，一切官收”，（《全唐文》四二）是也。
官吏豪富往往在别处购买田地，名为寄庄户，诸道将士亦常置庄田。（同上《会要》。又元载城南别墅数十所，见《旧书》一一八；东川节度严砺籍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八十八户庄宅共一百二十二所，见《元氏长庆集》三七；大中初，韦宙在江陵府东有庄，积稻如坻，见《唐语林》七）开元二十四年诏：“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元龟》四九五）其弊往往逃避税收，元和十四年敕：“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遂于当处买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额两税，不出差科。今后有此色，并勒依元额为定。”（同上《会要》）
各地僧寺拥有田庄不少，故会昌灭佛，收良田数十万顷[41]，通称曰常住僧田，（《萃编》七四及一〇八）如大像寺即“管大小共七所，都管地总五十三顷五十六亩三角荒熟”，（同上一一三）又长山县（今山东）醴泉寺有庄园十五所。（《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二）在均田制中，僧、尼、道士、女冠均可受田，大约男三十亩，女二十亩。惟其广占田地，政府屡加以限制，唐隆元年敕：“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检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唐大诏令》一一）又开元十年敕：“天下寺观田宜准法据僧、尼、道士合给数外，一切管收，给贫下欠田丁。其寺观常住田，听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会要》五九）末一敕对于每单位常住田额已加以总数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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